■ 陈骏

几年前写了小舅以后，一直想写写大舅。

当年和小舅一样，大舅也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小舅是空军机械师，大舅是陆军文工团的。没想到他俩以后的命运却是一个地一个天。大舅复员后到一家中学安分地当音乐老师。文革开始后，老兵大舅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在我的记忆中，他干过跑单帮的活，贩卖木材。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文革中木材是紧俏商品，他跑去东北找到他的老战友，弄来许多上好的木料，堆满了自家的阳台，后来听说因为此事还受到了单位的批评和处分。文革中他还到处收购红木家具，现在他家使用的就是那时低价收进的整套高级红木家具。虽然他也随潮流，让3个孩子一起学小提琴，这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新潮玩艺了。可是，他又独具匠心，在70年代初就培养女儿学桥牌，后来我的表妹成了桥牌国手。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他超越常人的前卫思维和异常强烈的经商意识。

大舅家是我们所有亲戚中第一户消费9寸黑白电视机的，其时1975年，我们这些小八蜡子经常拥去他家看电视。大舅也是我们所有亲戚当中级别最高的老革命了，他这个小文艺兵居然越级享受到了离休干部的待遇。当然，现在回头看看这些简直是小打小闹了。生逢其时，他从80年代初期开始投身房地产行业，20多年跌打滚爬，练就了一身闯荡市场的真功夫。他自家老早就搬入老锦江和新锦江之间价值连城的高级公寓里，占有整整一个层面，他家窗口对面住著一个上海著名的笑星。

当然，生意场是残酷的，更多的时候，大舅显得焦头烂额的样子。拆东墙补西墙，用我大舅自己的话来说，我是5个锅子3个盖，嘿嘿，全靠魔术师般的手艺，才能混下去啊。为改造市百一店的动迁，六合路的居民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大名并恨之入骨。其实那也不全是他的责任，本来盖好了动迁用房，可是新居恰好是轻轨车站的选址而不准入住，于是到处扯皮，那些可怜的动迁居民在临时房整整熬了10年，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有一次听大舅说起来，还非常感叹动情，他说，有许多老人都没有等到搬入新居的那一天。

大舅逢年过节总会来看看我妈，我妈是他的姐姐。从他带来的礼品和给小孩的压岁钱可以揣测他的生存状态确实一点一点好起来了。只是做生意的都喜欢吹牛喜欢大话，我不止一次听他说再赚几个亿就歇手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止一次吃了他“每人一套住房”的空心汤圆。当年我家动迁，我妈找到老娘舅，大舅派了一个手下跑腿的帮我们去动迁组打通关节。动迁组的头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我跟你大舅是认识的，但只是生意上的关系，如果你大舅真的愿意出力，你叫他往我的账号上划钱就解决问题了。

其实，大舅这辈子活得也是非常不易。从前大舅和舅妈虽有不错的收入，可上有双方老人下有三个小孩，舅妈还有许多外地亲戚，只能靠做人家来维持生活。那时外婆外公和我们家住在一起，大舅每月补贴外公外婆生活费15元，可是每次他总会少给2元，来的时候拎一包饼乾糖果什么的，给大家吃。外婆老是唠叨好像是大弟请客的，可用的是我的钱啊。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30年前的场景，大舅来了，坐坐，喝杯茶，打听一下左邻右舍的近况，烟瘾来了，会从口袋里掏出几分钱，差我哥去对面的烟纸店买几根劳动牌香烟。

我写这篇短文的缘由是，今年元旦我回上海时见到了年近80的大舅。他摇身一变，房产奸商居然成了“慈善企业家”。不过这次好像是真的了，呵呵，捐款1000万元，有官方网页的新闻作证，还有他和残联邓朴方的合影。这就是我的大舅，和小舅走的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棵树上的果，竟有如此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