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海玲

W是我曾经的老板，那时候香港还是殖民地，大家都用英文名字，顺便说一下，当年我叫路意莎，18岁，新米OL。公司叫做“A洲新闻发行中心”，很响亮吧？其实只有W和我两个人，另有几十名男生每日来打个照面。他们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或凌晨，在启德机场等航班，接报纸出来，一份份送到九龙和港岛的各酒店和外企——是叫外企吧？那些需要读《泰姆士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日本经济新闻》、《读卖新闻》的公司。

在没有网络的年代，那些公司的老外们，天天巴巴地等著我们送去报纸。欧洲新闻发行中心，就是负责在这些欧美（加上日本）报纸乘飞机降落香港之后，尽快送给老外。当时香港这样的发行中心只有数家，而需要报纸的外企有无数家，因此W生意不错，在尖沙咀置了办公室，还很像样地配了电脑——当年那可是稀罕物件，会用的人极少，到我辞工，那电脑还在摆样子，我和W都不会用。

我每日从尖沙咀地铁口出来，先买一份雪菜肉丝面，拿钥匙开门，坐定，吃完，电话就开始不停地响了，那是要看报纸的老外们的哀号：报纸未到，报纸未到，何时送到？日本人的英文，十分难懂，幸好几天之后我就记熟了他们的最爱：《日本经济新闻》。我先安抚好老外，再CALL（那时没有手机，用的是CALL机）送报男生：金钟的某某日本仔公司说没收到报纸，希尔顿酒店说报纸送错了，如是这般。当电话不再响，也就是接近中午了，老板W才慢悠悠来到。

W是个不像老板的老板，年轻，二十四五岁。他从来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每天让催报纸的老外安静就好。而他自己也并不忙，看看客户名单，查查发票，发呆。我们似乎没有共同语言，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务实、单纯。我记得老板只交待过一项工作：闲著就“催数”，即给看我们报纸而未付款的公司打电话，请他们开支票过来。

酒店和外企都是好客户，他们总是飞快地付款，即使拖延也只是因为会计结算的日期，所以，工作十分轻松，除了有时要听等不到报纸的老外之气急败坏，别无不满——老板悠闲地赚钱，职员轻松地上班，老外开心地看母国报纸——那没有因特网的黄金时代呵。

上班很空闲，下班很准时，熟悉一些后，W闲得常送我下班——就只是送，车子从尖沙咀一路直奔清水湾，放我下来，扬长而去。

工作不到3个月，我的留学签证下来了。

别后多年无话。

当然，也有后话。两年前我在报社邮箱发现W的电子邮件，说是在网上检索到我的邮箱，为能联系上而高兴，为得知我已成长为母亲而高兴。我们叙了近况，留了电话，来回数次邮件后，便也无话。

几年前，受网络影响，老外不用等报纸了（这是意料中事），W做起了时装杂志生意。

今年，受金融海啸影响，我妈也受了冲击（这是意料外事），不敢在国内靠存款优哉游哉，而跑回香港预备申请公团住房。她申请上网线，那网络公司出于营业，一应附加服务都先给你加上，免费两周，两周内自己去取消，否则就当你接受契约，月月缴款。我妈妈当然不要那些多馀的服务，却看不懂英文信，不知道去哪里取消，走投无路来电话问我，我想来想去，在香港，除了搞不清英文信的亲戚，我只有一个前老板W的电话号码。

W说，我会留意你妈妈的情况，你放心。

我说希望有机会谢你，但是W说不用，这么多年过去了，旧人依然在，还能在电话里问声好，已经很不容易，人的一生本就是这样简单的。

曾经我有个老板叫W，20多年后，恍若隔世地，有了一个知根知底的、彼此祝福的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