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自室町时代以来，尤以江户为甚，对日本的教养阶层来说，中国语不是外国语。武士的儿子们在完全不理解内容和意思的情况下，可以把汉文暗记或背诵得滚瓜烂熟。日后，汉语作为他们这个阶层的特殊语言而被使用。他们写诗，或表现直面死亡的英雄气概，或表达在料亭里凭水临风、与美女同欢共饮的人生快乐，基本上都在汉诗里寄托这些感兴。但是，真正像中国人那样，能用汉字读音来学习汉诗的日本人并不多。日本人写作汉诗或汉文，仅仅停留在借用中国风景、引用中国人物这样的层面——真正了解中国，与中国结合成一体的作品很少。当时的武士，用候文写信，用文言体写随笔，用口语说话，在诗文中表达高扬的思想。中国语因为拥有俗语俚言所没有的表现力，所以成为一种适合的媒体。

最早，中国语被用来记录日本的历史。到奈良和平安时代，汉语已成为大宫人必备的知识，写作汉诗的能力，有时会成为升官晋级的决定性因素。公元751年，日本的宫廷人写作编撰而成汉诗集《怀风藻》。对于当时访日的中国人而言，这成为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的文化人自我炫耀、自我夸示的象徵。在平安时代，被后世尊为“神”的菅原道真是特别有名的汉诗能手。菅原道真的汉诗，如今看来依然非常有趣，但同时代以及后来日本人写作的汉诗，按今天的水平来衡量，显然缺乏独创性。大多数日本人写汉诗，从诗句的构成到诗意的提炼，往往习惯了从过去的诗中借用，因为完全独创的、不学习或引用过去杰作的汉诗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作品。由此，对日本人而言，不用本国语言写作时，引用中国巨匠杰作的诗歌语言反而令人感到安心。但是，像空海和道真那样，少部分日本人独立写出堪称优雅的汉文诗，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在镰仓和室町时代，中国学问的主要实践者是佛教的僧侣。他们不仅用汉语表达宗教性内容，也用汉诗汉文表现完全世俗的人性和事理。就像中国的士大夫那样，僧侣们用汉诗赞美了如画的风景、世间的愉悦。一休禅师就是写汉诗的名手，但一休的汉诗不被专家们接受，因为他无视典故而直率地吐露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的性情。不过，这些称得上“疯狂”的诗句，却给予现代读者以特别的感动。

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金称，日本古代的个人传记很少，而一休禅师却是能够立传的一个人，因为他的一生不仅有许多有趣的生涯事实，而且他的名字还与许多传说和逸话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读一休的诗，完全有与一位活著的人直接对话的感觉，从中可以读出一休的生气和个性，就像面对他的肖像画。

在室町时代，一休是改变时代风尚的一位奇人，也是写作汉诗的一位能手。1394年元旦，一休作为后小松天皇的子嗣而诞生。由于此前，一休的母亲已离开宫廷，因此一休没有被正式承认为皇子，但他可以经常去皇宫御所拜访。1433年，后小松天皇临终之际，一休就被招至枕边伴侧。

5岁的时候，母亲就把一休送入寺庙做侍童。11岁时，一休已经学习了维摩经，第二年开始学作汉诗。24岁时，师傅华叟宗云禅师为其授号“一休”。对于“一休”禅名的意味，一休经常吟咏一首诗歌揭示了真意：“来自有漏地，回归无漏地，一休。雨下啊下，风吹啊吹。”两年后，一休在夏夜的琵琶湖畔静坐时顿悟，进入“狂禅”境界。一休的狂禅，是对当时腐败的僧侣阶层的一种激愤；一休自号“狂云”，他的字他的诗，也是对僧侣伪善的一种反抗。1440年，在师父华叟过世13年的忌会中，一休写了两首汉诗，其中痛烈而惊骇的一首曰：

住庵十日意忙忙

脚下红丝线甚长

他日君来如问我

鱼行酒肆又淫坊

最后一句显示，一休吃生鲜鱼肉，喝酒，颂扬女色，无视甚至蔑视佛门寺院的清规戒律。在他的诗集《狂云集》中，一休对灵肉的颂扬达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美人云雨爱河深

楼子老禅楼上吟

我有抱持睫吻兴

意无火聚舍身心

一休73岁时，恋上了盲女森。他一生最令人感动的诗句都是为森写的。比如：

木凋叶落更回春

长落生花旧约新

森也深恩若忘却

无量亿劫畜生身

草木枯萎、落叶散落之后，春天会重新回来。枯木生花，旧约唤新。森啊，如果我忘却了你的深情厚意，来世陷永劫，变兽身。

在这些性情直率、意味明朗的汉诗中，一休用数百年后人们完全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欢喜和悲哀，表现了生命的本真和对世间的反抗。他使汉诗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教养的象徵，或是少数人群的阶级暗语，而成为言所欲言的文字工具，成为金玉掷地打动人心的文字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