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 哥

　　(上接第703期)如果大家听了我的劝告，都不“惊慌”的话，也许，大冒哥还残有一条命。问题是，没过多久，地区知青办就“惊慌”起来，三番五次做家访，十分耐心地说服教育臧阿姨：“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儿子有病，只是上头有政策，没有证明就是非法留城。你一个人可以非法留城，那别的知青也可以非法留城。这样一来，走出门，不就满街都是非法留城的知青！一查起来，谁带的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那就是反革命呀！一家出个反革命，全家都要受牵连啊。我们邻里邻居十几年，总不能看著你老臧走到那一步。”

　　对于臧阿姨，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再把儿子送下乡，就可能是把儿子送上天；而想把儿子留在身边多活几天，那就是反革命，也是死路一条。

　　这时大冒哥有个朋友也在，他很天才地说：“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

　　“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说得那么轻巧。如果是改革开放后的现在，只要肯出钱，办法总还是有的。可那是什么年代，人人都讲觉悟啊！“病退证明”，谈何容易。

　　大冒哥的朋友又解释说：“大冒又不是装病，他确实有病。这个医院医生查不出，可以换一个医院，找一个能看得出病的医生看。”当然，这么英明的主意，在当时也只是愚蠢。那是什么年头，能看得出病的医生都在改造思想，要喂猪种菜养活一帮看不出病的医生。

　　那天，我又像往常一样，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才进大院，就撞到小瑛家的邻居李爹爹：“大冒崽发病了，小瑛一家人都去红旗医院了。”

　　我赶紧跑到红旗医院。

　　急诊室挤满了小瑛家的朋友、邻居。在门口，大冒哥的那个天才朋友把我叫住。他告诉我大冒哥怕不行了，让我暂时不要进去。我只好透过玻璃窗，看到了臧阿姨的脸，一张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脸……在一个角落，我找到了小瑛的背，颤抖著，一定是在哭。我觉得她此时一定很需要我的肩膀，于是没顾劝告，挤了进去。不知为什么，小瑛没用我的肩膀，只向我借了条满是汗臭鼻涕的脏手巾。

　　这时，一位很帅的年轻医生从手术室走了出来（听小瑛介绍，他就是左医生）。大家一涌而上：“怎么样？怎么样？？还有没有希望？？？”他很镇静，很有风度地问：“有直系家属在吗？”（回忆起来，他好像是在拍电视剧）大家把目光转向臧阿姨，臧阿姨示意小瑛，小瑛看了看我。于是我牵著小瑛向前走了几步，脑子里浮现出什么作文中的句子，“我们拖著沉重的步子……”

　　左医生看著我们：“你们是死者……”他猛咳嗽了一下，“病人的什么人？”

　　我抢著回答：“这是他妹妹。”

　　“那你呢？”左医生看了我一眼，又很后悔地把眼光转向了小瑛。“我……我是……”

　　这时臧阿姨不耐烦地向左医生挥了下手，那意思可以是：“他也是我家的。”也可以是：“问那么多有什么用？”究竟是什么，我也没搞清，但好像左医生清楚了，他把我们带进另一间房间。

　　左医生先卖了一通关子，讲了一大通我们听不懂的术语，眼睛却一直研究著小瑛高高顶著衬衣的胸。终于，他讲到大冒哥心脏好像是有什么先天异常。

　　“可以开病退证明吗？”我很急切地问。

　　“当然可以，如果抢救得过来的话。”左医生说著，突然，抓住小瑛的胳膊，建议给她听听心脏，说怕万一她也有什么先天异常，并提出为了保险，立即给她开有病证明（小瑛正好中学毕业，也面临著下乡的光荣）。

　　之后，左医生像熟背的书一样：“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救病治人，但科学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请家属要作好两手准备。”

　　我正要问“两手要作什么准备？”被小瑛推出左医生的门。

　　出门口，正巧小瑛的姐夫赶到。不等我去跟臧阿姨汇报，他把我拉到一边：“医生说了什么，你告诉我就行了，不必再惊动岳母。”（我很喜欢他用了“岳母”这个称谓，这让我觉得我们很有点连襟的意思）

　　然后，就只见小瑛姐夫里里外外地奔，找这个说几句，找那个交代点什么。终于，再找到我时，才问：“你除了西乐小提琴，还会不会别的什么中乐，比如锣鼓唢呐什么的。”

　　大冒哥的尸体就放在小瑛家后面的小坪里。头一天，放鞭炮，请吃饭，送小礼，到了晚上再点些蜡烛，很有那么点意思。第二天，开始清闲起来，我便和小瑛，还有一帮小朋友守在旁边。最后那天，风吹灭了蜡烛，天再下点小雨，显得更是冷清。

　　我一直自愧自己不会中乐的唢呐锣鼓，藉此机会，用小提琴吟了一首如哭似泣的《叙事曲》，算是为大冒哥送了终。

　　毕业后，小瑛虽没病，却拿著左医生的证明，免了下农村。

　　后来了解到，其实大冒哥还没到医院就断气了。什么解剖、抢救，还有左医生的查看小瑛的胸、“治病救人”云云，纯属狗屁做秀。

　　而发病的原因，谣传是大冒哥叫了一个哥们，好像还是个什么光脚医生，要他朝自己的静脉里注射一种什么药，据说这样可以使病状更明显，就如意算盘地可以开到病退证明。还听说这种方法既成功率高又保险。只可惜大冒哥不走运，在注射的同时心脏发病，才冤送了一条命。“一针下去，几秒钟，你大冒哥就像根电杆一样倒了下来，连吭都没来得及吭一声。”

　　当时，我很仇恨那个把针头插进大冒哥血管里的家伙，“是他杀死了大冒哥。”甚至要去和他拼命。但有人劝住我：“你不要帮倒忙好不好。大冒是为了非法留城，才遭此不幸。不追究家里人的责任，还弄了个‘自然死亡’，已经很便宜了……”

　　“留城”当然是“非法”，因为是在中国！

　　也不对，根据我母亲的自传，3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她曾跟著外公，反覆多次自由地从湖南逃到湖北，又从湖北逃到湖南。

　　那就只怪大冒哥生不逢时，生活在“留城”就是“非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代。这么一来，那个外国反动文人的名说：“在新中国的笼子里，人们可以自由地飞翔”也被证明是一派胡言。

　　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会做一些错事，那大冒哥做得最错的事，错得该死的事，就是妄想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家人一起，生活在自己那个土生土长的土城里。

　　不是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别，消灭国家吗？如果真的没有了阶级，没有了城乡差别，没有了国家，人不就可以像动物，或远古的猿猴一样，自由自在地到任何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生活了吗！

　　其实不要到共产主义，中国种的九哥，就因为换了张带蓝十字架的红户口，也可以自由地到挪威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生活。欧洲联盟以后的现在，我还可以自由地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去生活。将来，国际联盟了，我应该还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去生活。而最近这一阵子，我选择了在日本生活。

　　本来，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和什么人一起生活，应该是做人最最可怜的权利。

　　好在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改革开放，加速大步地搞现代化。这样，我们炎黄的子孙们，总有一天，也会有希望活得有尊严和自由。等实现了共产主义，或回到猴子的远古，“非法留城”也该“自然死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