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海玲

　　正在看山田洋次的随笔集《电影与我》。不知道山田洋次的读者，没关系，知道寅次郎不？就是那许多部《寅次郎的故事》的导演，当然他著名的作品还有《幸福的黄手绢》。他在随笔中写了他青少年时期的事情。

　　在山田洋次上高中时，由于家境中落，不能给他交学费，于是自己想办法挣钱继续念书。当时小青年挣钱有两种方式，一是体力活，二是赚黑市钱。青年山田个子不大，搬重物体力不如人，所以选了“二”。黑市钱就是跑单帮，黎明即从家里出发，背著山里特产，翻山越岭，到了海边，卖了山货，再背回鱼乾等海产。如此往复，能赚些钱。常来常往，渐渐有了熟人，即凑巧常在一起跑单帮的，结成一夥，彼此照应。一路颇苦，买最便宜的车票，坐的是闷罐车，还常挤不进车厢，人一半在车里，一半吊在扶手上（我想那情形应相当于国内火车或公交车拥挤时）。长时间这样吊著，人是很疲劳且危险的，往往这时，一个夥伴就说，咱们就好像抓住树枝的猴子，千万抓紧了别掉下树。一听这话，吊著的人又有了气力，并且也不觉是那么的苦了。

　　这个爱说笑话的夥伴，其实干活并不怎么样，他背东西比人少，赚钱也少，为了怕浪费车钱，就打算不跑单帮了。因为他能在大家一路劳顿疲惫时，说些使人心中一松、脸上一笑的话，因此同伴们就说，你背东西少没关系，我们合夥给你出车钱。

　　在山田洋次后来编剧拍电影时，总是想起那个同伴，并将他作为寅次郎的原型。而在构思电影里的搞笑镜头时，山田导演总是和两个助手一起，三个人夜深为一句台词发笑——自身也快乐投入的作品，即使拙劣，也是真诚的（投入的时候也有苦，那也不能让观众看出来，必须让观众认为是很轻松地被拍出来的），胜过矫揉造作的高深——这是山田洋次的导演宗旨。他更写道：比如说，街上三个人在聊天，乐不可支，路人甲好奇，过来问，你们笑什么？于是三人告诉他，我们因为什么什么而在笑。路人甲大笑，随之路人乙、丙一个接一个过来，人越集越多，最后离得很远的人什么也听不见，拼命说，你们大声点儿。就有路人某说，那我们每人给他们一百块钱，让他们三个每天在这里用喇叭讲吧，喇叭最后发展成了电影院里的音色，电影本是应大众所需而有的艺术——这是民众与艺术的应有的关系。

　　我很喜欢山田洋次的这一节随笔。同时想起以前见到日本畅销女作家宫部美幸时，问她，将自己的作品归类为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她笑嘻嘻地说，自己也搞不清，但希望是大众文学，希望给每天上下班很劳累的人们，在电车里有一点开心地投入的阅读时间，能被称为大众文学，她感到欣慰和荣耀。

　　昨天，我采访了《西干道》的导演李继贤，该电影不出名，但很好看，去年东京电影节上得了评审团大奖。我问李导演今后的梦想，他说是拍成功的商业片、娱乐片。他说得很实在：要让人在笑的时候，能感受到什么，那其实是很难的。

　　我写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事情的意思是，娱乐和欢笑，对人是多么重要。哄哄我们吧（有一个绝好的题目叫做《娱乐我们吧》，被上海作家孙甘露给用掉了）。我越来越读不进艰深的书籍——我要写下前两天对朋友说并被恭维为精辟的话——深刻的读物只适合于十几二十岁那样为赋新词的年龄，树立世界观、展开思考的年龄，而不是成年人（在象牙塔里专攻者除外）。所有的深沉、无奈、痛楚、矛盾、纠葛，生活都会给我们的，不用从文字里感受。我们渴望从作品里获得的，是欢乐和会心一笑，在笑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希望。追加一句，笑有两种，一种被咯吱著笑，一种发自内心。我厌恶前者的搞笑，它的代表是每年出现的赵本山。

　　那个一脸严肃也搞笑的安住绅一郎，又得了最受欢迎主持人第一名——我们真的是多么需要这样温暖人心的笑啊。哄哄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