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大卫

汽车在台湾的高速公路上奔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岛国，旅途也照样会令人疲倦不堪。

人的视野太有限，举目所及，不过那么一点点距离；家庭所需，不过区区100多平方米而已。我经常想，国土之大者如俄罗斯，抑或土地之小者，似日本或台湾，对我一个百姓来说，有何分别？我所需的，我所能掌握的，就是那么一点点面积。吾非帝王，对于开疆拓土没有任何欲望。

也许是在岛国住得久了，我倾向于承认小国的好处多于坏处。对于东方文化圈子里的国家来说，国家太大，人口太多，对于其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因为，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其含义就是发轫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欧洲工业文明，以及近代美国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模式。而欧洲的近代文明，莫不基于其精神所宗的希腊哲学、罗马政治学以及基督教文明。其中对于个体价值之尊重、契约精神之重要，以及对于客观真理之追求，都是东方文化所不具备的内容。东西方的对立与差别，皆源自其文明的本质之差别。作为东方国家，如果想进入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要尽量吸取欧洲的文明因素，而今天的东方国家，在追求现代化时，众人所瞩目的，往往只停留于器物之精巧，却完全忽略了精神的区别乃是根本所在。

日本则不然。盖因其国土不大，人口虽然不算少，但因自然环境所囿，其人民大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对于外部的世界有一种自然的渴望，转化成价值观就是崇拜强者。因为冷酷的自然和频繁的外部动荡，使日本人从整体上容易接受强者的领导，对于新的概念和新文化，他们容易接受——即使不是发自内心，也不会硬著头颈抵抗。另外一点，日本的历史虽然比美国悠久，但是他们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这也使得他们在选择跟随的对象时，更容易轻装上阵。历史上，日本虽然做过古老的中原帝国的藩属国，但不容否认的是，日本当然也有其不同于宗主国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从长久的历史变局所映照的得失之判断，使得日本人在心理和文化上渐渐远离了对原宗主国的依赖和臣服，更于近代确立了其文化的独立性，其时，日本的文化已经迥异于原宗主国的文化了。在文化的发展轨迹上，日本明显地脱离了东方国家的循环轨迹，而进入了欧洲文明的直线轨道。

文化转向的结果，就是使得日本迅速地接受了欧洲文明的精华部分，其近代化的进程，令其他东方国家侧目。百年以来，亚洲历史起伏跌宕，日本一直站在现代化前沿。相比之下，落后的国家依然落后，其原因岂不在于对自身文化之反省与取舍乎？百年前，清国的有识之士曾经进行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可叹的是其后人在百年之后，又一次将其先人的尝试再次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其思想与世界观，丝毫未曾超越先人之窠臼。

百年以来，命运的拨弄，使得台湾一直处于日本的紧密影响之下。有幸抑或不幸，或可论辩，但是从结果来看，台湾也循著日本发展的模式，几乎以同步的姿态进入了近代化的轨道。明显的证据就是，大多数的台湾人已经接受了来自欧洲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等的观念，一个全社会性的良性循环已经在台湾逐渐得到确立，这一点，好像为我的小国优越论提供了一个佐证。

计程车穿过中山路，路过原国民党总部大楼时，司机感叹地对我说：国民党连总部大楼都卖掉了，兵败如山倒啊！我听了却不以为然，国民党固然失去了政权，但是恰恰是这样的过程，才使得一个健全的社会权力分配机制得以逐渐确立，两党执政的模式，在台湾已经基本取得了成功，血雨腥风的政权交替模式已经被抛弃，国民党只是成了一个在野党而已，没有逮捕和杀头，没有白色或红色恐怖，他们仍然有著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监督执政党，这正是轮流执政的必需步骤——国民党败了，但是台湾没有败！这才是最重要的。从民众的监督力量来说，执政者的方针与个人操守，成为街头巷尾公开谈论的话题，这也恰恰是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的标志。

我拜访的客户在北平东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公司所在的大楼是台北有名的所在。我不明所以，等我拜访完毕，乘电梯下楼时，身边的两个年轻人似乎正在激烈地讨论著“党的方针”之类的内容，他们在十楼出电梯，在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我明明白白地看到走廊里的墙壁上，赫然挂著“民主进步党总部”的大字。

哦！原来如此，民进党在台北，跟我在东京一样，都是租房子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