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谈军国主义
　　——兼评钟启泉先生的《鼓噪声中见祸心》

　　■ 林思云

　　日本近年出现反华、嫌中的倾向，这是人所周知的不争事实。虽说日本反华嫌中的原因有各种各样，但把反华嫌中的原因归因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却是无法苟同。最近读了《中文导报》登载的锺启泉先生《鼓噪声中见祸心——日本军国主义喉舌在教育领域的反华鼓噪》一文，可以说是一篇把日本的反华嫌中归因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代表性文章。
　　如果是某个愤青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因为没有来过日本，对日本的现状完全无知，倒不足为奇。可是看了锺先生的经历，该先生曾在1981年至1983年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研修两年，1985年至1995年期间作为客座研究员，在日本京都大学、国立横滨大学、大阪市立大学、九州大学从事合作研究，并同日本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大阪教育大学、名古屋大学、广岛大学、神户大学、日本国立鸣门教育大学、大阪外国语大学等有长期学术交往关系。一位与日本有如此深厚关系的学者，居然写出这样对日本现状完全无知的文章，不知道锺先生是真的对日本无知，还是因为某种需要而不得不对日本无知。
　　日本真的正在复活军国主义吗？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人，应该知道现在的日本并不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事实。日本没有扩大军队规模，没有增加军事费用，没有改变日美军事同盟的关系，应该找不出什么复活军国主义的事实，但锺先生却从日本的教科书中找出了复活军国主义的证据。锺先生说：“多年来，明明是日本教科书的复活军国主义倾向愈来愈露骨，遭到日本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不过这里锺先生没有给出日本教科书复活军国主义的具体例证，而且语句上也自相矛盾，因为“遭到日本国内舆论的谴责”，倒是反过来说明日本人并不赞成复活军国主义。最具有军国主义嫌疑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日本教科书中也只占到百分之一，这也说明军国主义在当今的日本并没有什么市场。
　　尽管现在的日本找不出什么军国主义的东西，但日本在历史上确曾搞过军国主义。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后，不少中国人学会了揪历史问题的路数，自然也把它活学活用到对日本问题上。锺先生指出：日本从明治时代就开始搞军国主义教育，事实确实如锺先生所言。不过谈论历史问题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和角度来评论。
　　以前日本为什么要搞军国主义呢？其实在日本近代史前期的遭遇，与中国近代史十分接近，都遭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签订过不少不平等条约。那时为了挽救国家不至灭亡，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所谓“富国强兵”，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军国主义。试想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时代，除了军国主义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主义可以救国救民吗？所以说日本在明治时期搞军国主义，也是别无选择。
　　从反侵略反强权的立场来看，当时搞军国主义不仅不应该批评，而是应该肯定的。至于日本在实现富国强兵后开始侵略其它国家，由任人宰割的被侵略者变成宰割别人的侵略者，这只是说明搞军国主义的有效性，并不是搞军国主义是一种“罪恶行径”的证据。其实当年日本实现“富国强兵”，靠军国主义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当时世界舆论不是批评日本的侵略，而是赞扬日本从奴隶到将军的大翻身。
　　当时的世界舆论为什么不批评日本的侵略呢？只要看一下当时的世界地图就会明白，在20世纪初的亚洲，只有中国和日本两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强权侵略时代，那是侵略有理，被侵略活该。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痛骂日本侵略，反而是痛恨自己无能。我们打不过日本，这又怪谁呢？
　　中国尽管在甲午战争中大败给日本，可那时中国人没有嫉恨日本，没有抵制日货。没有与日本断交，反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向日本学什么呢，当然是学富国强兵，学军国主义。因为中国人从日本的胜利中，看到了靠军国主义摆脱西方列强侵略殖民的希望。
　　那时大量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索求富国强兵、自立自强的经验，其中有相当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他们回国后不少人成为中国军界的领袖人物，蒋介石、阎锡山、蔡锷等都是日本军校的毕业生。这以至于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出现不少学生与老师在战场对阵的情景。比如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松井石根，就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蒋介石还曾在松井石根家借宿过一段时间。
　　一个国家遭到侵略，出现军事救国的军国主义理论，这是很正常的事，军国主义不是日本的专利。那时日本信奉军国主义，中国也信奉军国主义，只是中国的军国主义不如日本搞得那么成功。偌大的亚洲只有中国和日本能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保持独立，靠的就是“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虽说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及日本，但比起印度等国军队的战斗力，却有天壤之别。那时中国没有亡国，我们恐怕还应该感谢老祖宗们搞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抗拒亡国的力量。
　　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发展。中国尽管在甲午战争、义和团事件中失败，这并没有削弱中国的军国主义，却反过来也刺激了中国军国主义的膨胀发展。那时人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中国的军国主义还搞得不够，所以要进一步发展军国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比如印度甘地提出用“非暴力不合作”和平手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论，在中国从来没有过市场。中国人认为只有靠武力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因此中国人认为能够救中国的，除了军国主义，还是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使军人权力过大，最后导致军人政权的产生，把日本引入发动侵略战争的歧途。中国军国主义的膨胀，同样也使军人权力过大，最后也导致军人政权的产生。不幸的是中国产生了多个军人政权，这把中国引入国内军阀混战的歧途，直到1949年中共掌权后才结束了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内战。与日本所不同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导致的侵略战争，给世界很多国家带来了灾难，因此受到较大的关注；中国的军国主义导致的内战，只给中国人自己带来了灾难，所以不太被人重视。
　　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过好处，可是它带来更多的却是灾难，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与日本相比，中国目前尚没有感受到军国主义的灾难，因此至今军国主义还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如今中国很多人大喊反对军国主义的口号，其实他们反对的只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对中国自己的军国主义，不仅不反对，甚至还有所赞扬。近年在台湾问题上，很多中国人都主张要用武力解决，军国主义的味道相当浓厚。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会给中国带来好处，还是给中国带来灾难？我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中国历史上信奉印度那样的非暴力和平抗争主义，那么中国批判日本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倒也恰如其分。然而就像上面谈到的那样，中国自己在历史上一贯信奉军国主义，却又要批判日本历史上的军国主义，不免与“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在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之前，也不妨想一想，我们是反对“军国主义”这种思想本身，还是藉用“军国主义”来反对日本。

　　编者按：本报612期刊登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锺启泉的文章《鼓噪声中见祸心——日本军国主义喉舌在教育领域的鼓噪》，文中对金文学先生的日文著作《疯狂反日的中国乞讨友好的日本》进行了批判。之后本报采访了在日学者、作家金文学先生，请他谈了对锺文的看法，同时刊登了王东先生的文章，对金文学先生的观点进行讨论，以后又发表了宇俊之先生、万景路先生、陈骏先生及刘文宾、高波、石田、中方等读者的文章，将这次讨论引向了深入。欢迎广大读者在读了这些文章后继续积极参加讨论。讨论并不局限于锺先生的文章和金先生的著作，而可以集中在“在日华人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这个主题上，欢迎大家投稿，稿件一旦刊出，即付稿费。但文责自负，不代表本报观点。来稿请寄《中文导报》编辑部“华人中日关系大讨论”专栏，或发电子邮件:sh-zhang@chubun.co.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