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612期刊登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锺启泉先生的文章《鼓噪声中见祸心——日本军国主义喉舌在教育领域的鼓噪》，文中对金文学先生的日文著作《疯狂反日的中国乞讨友好的日本》进行了批判。本期本报采访了在日学者、作家金文学先生，请他谈了自己对锺文的看法，同时刊登了王东先生的文章，对金文学先生的观点进行讨论，欢迎广大读者在读了这些文章后积极参加讨论，讨论并不局限于锺先生的文章和金先生的著作，而可以集中在“在日中国人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这个主题上，欢迎大家投稿，稿件一旦刊出，即付稿费。但文责自负，不代表本报观点。

　　金文学现象初探
　　■ 王 东
　　与中国舆论对日本右倾历史教科书的坚决批判相对应，日本的右翼声音也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向来不遗馀力地加以指责，而这种指责一旦又是来自一位反戈一击的中国人，就会显得更具“说服力”。现居日本执教的金文学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在著述中表达的对中国的憎恶和轻蔑，即使日本最极端的右翼人士恐怕也比之弗如。生长于中国，曾任中国的高校教师，言谈中还会说“我们中国”，却尽情宣泄著对中国的厌憎，这种现象可能代表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所以，我们对于他，不但要看到他的“观赏性”，更要看到这种现象的“价值”。
　　这种现象的征结在哪里？在于国族认同的混乱。简单地说，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金文学的反中嫌中言论，和台湾的黄文雄、金美玲等人代表的反中亲日台独派高度合拍，在诸多观点上说法不同但实质相近，比如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之否定，比如对日本殖民统治的颂扬，比如对日本在文化、血统等方面的优越性之称道。事实上，金文学也和黄文雄等人一样，都是东亚现代史纠葛中造成的一种现象。
　　黄文雄、金美玲这一类的台独分子，在“我是谁”的国族认同问题上思路混乱。一方面，他们无法否认自己与中国的血缘关联，但深以为耻；另一方面，他们亦口口声声强调自身的“主体性”，矢志追求“独立”；可再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抑制内心对日本的热爱和崇拜，每每有“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冲动。三者搅缠，令他们精神压力很大。
　　不过，金文学的特点，乃是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和具有日据时代皇民教育以及战后台湾特殊环境的黄文雄等背景不同。在中国大陆的体制下，怎么会也诞生出如此现象呢？这可能涉及到几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它们确实未受到应有的认真梳理和应有的重视。
　　首先，就是伪满洲国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轨迹，这在中国大陆的近现代史研究中是相当荒芜的冷门领域。而伪满洲国在金文学看来，既是日本“对亚洲和世界的巨大恩惠”，也是符合“全球化精神和理念”的“创举”。当然，金文学在这里就露出了和亲日派台独一样的认同混乱，他认为“满洲国倘若一直在日本占领之下”，“一定会成为日本那样的强国”。在异国占领之下，却又是占领者同等的“强国”，逻辑上实践上都不通，金文学则自得其乐。但是，金文学得以大放厥词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对伪满洲的评价的确存在过于简略和含糊的缺欠。
　　其次，金文学的朝鲜族背景至为关键。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密切关注著西藏、新疆、内蒙等民族分裂的危机，但朝鲜族中的国族认知隐患或许相当严重。在伪满洲国和关内的抗战战场上，朝鲜人是个非常有必要研究的特殊群体。战后，他们中有的从国籍上变成了中国人，认同感上却没有。从金文学的言论分析，他很可能有类似的背景。在日本占领下的“伪满洲”会变成“强国”的想像中，他也特意补充道：“包括今日朝鲜半岛在内。”在这点上，金文学的民族特性也正好和前面所述的黄文雄等人“台湾民族”的论调相对应。金文学人在日本，可国内的朝鲜族中也有他的同道。在前年的高句丽王国争议中，不少中国的朝鲜族学者和民众，完全支持韩国的主张，有人建立网站、撰写论文宣扬高句丽“从来不属于中国”，极端的还质疑中国东北的主权归属。金文学的个例，实际上可以看作朝鲜族问题的一种折射。同时，他能在中国的体制中出现，也表明我们的民族政策并非完善妥当。
　　第三，金文学现象也不能尽数归罪于他的个体，外界因素的作用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最大的外界诱因，是中国大陆的历史教育有很多疏漏、偏颇和认知错误（金文学求学时代比今尤甚），一个人因所处环境变化或智识阅历的增长，就会意识到自身曾“被骗”，部分易趋极端的人便很轻易转变到摒弃、反感或仇视的另一边。以金文学对中国历史教育的指责来看，问题大体可分三类。一是对从清、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加上金文学念兹在兹的伪满洲国）的政权嬗变，大陆的历史教育讲得不透彻不确切，生搬硬套所谓马列史观，辅以浓厚的胜者口吻，暗伤所在多有；二是百年来因受外来侵略屈辱而导致的怨气，强烈的受害者意识。特定的“反日教育”是子虚乌有，但“受害教育”则肯定存在。至于日本是最大的加害者，责任倒不在中方；三是疏于考证，态度马虎，结论空泛而细节不实的现象广泛分布于历史教育之中。比较常见的例子，当属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人数问题。不仅金文学，很多曾受中国大陆教育的人日后都会逐渐产生程度不等的怀疑和不信，这一点，需要官方的改进反省。以上尝试分析了金文学现象的一些基本原因，笔者认为这比反驳他的具体言论更有意义。对偏激的对手，口舌辩论往往苍白无力，吵得脸红脖子粗，没得自贬身份；此外，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因骂人厉害而令“四夷宾服”，也不见哪个国家、民族因挨人骂而倾颓衰败，所以，金文学愿意讲自可由他，中国人要做的是自强、正己。

　　文化人应该传达更真实的信息
　　——访在日学者、作家金文学
　　对于锺启泉的文章，我想从以下几方面谈谈我的意见。
　　第一，他说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这是重要一点。他说日本是帝国主义，我觉得战后日本不能称为帝国主义。战后日本放弃了军队，连名字都叫自卫队，还有一个和平宪法，把军费转向经济建设和民间生产方面及义务教育。它走的是一条和平的路线，战后日本自卫队没打过一次战争，没杀死过一个人，真正地实行了和平崛起，而且它还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经常救灾，给落后国家ODA援助。而中国和战后日本相比，每年军费以两位数猛增，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两倍，教育开支一直占总产值的2%，而且国内斗争不休，如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文革，死了很多人，有人说是8000万。中国打了5次战争，第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二次是1959年到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第三次是60年代的越南战争，第四次是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战争，第五次是越南战争。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的心态，很像战前的日本人的心态，政府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把国内矛盾焦点转向国外，让中国人仇视美国，激发反日情绪。教科书对战前日本强调过多，对日本的战后不太愿意教，也许是一种有目的的不教。这么多中学历史课本里，战后日本的情况只有一行，高中世界历史教材中也只有一页。
　　我们应该让国民更多地认识日本战后的情况，而不是盲目地用战前日本的形象来代替日本战后的变化，这样反而阻碍我们了解日本，对我们也不利。《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们不要用情绪来代替了解日本的理性，不是去歪曲战后日本的形象，而是要努力了解真正的日本。第二点，说我卖国求荣，这话不像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说的话，而是像40年前中央文革小组说的话，乱扣帽子。我不知道我卖的哪个国，求的是什么荣。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也不代表共产党，也不代表日本任何党派，我只是站在中国以外的第三者角度，发表我的言论而已，我觉得我是一个超越国境的言论人，我始终自称：我像喜欢中国一样喜欢日本和韩国，像我这种立场是国内的人不好理解的，他们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说我卖国，我也可以理解。
　　第三、断章取义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诡辩术，文革就是用断章取义来杀死很多自己人的一个高潮。比如说再好看的美人，只照出她的肛门，她也就很丑陋了。锺先生没有从正面反驳我的一些正面的言论，而是采取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这不是学者的学术态度，而是政治家的诡辩术。
　　第四，我觉得好多的知识分子还有文化人，好像是受到中国历来的运动的影响，他们有时明明知道真相，也不敢说，明哲保身。作为知识分子，最重要就是说真话，不是偏向于哪边。我之所以注重中日关系史，是以为整个国内的观点是一种政治的观点，为政治服务，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很难搞挖掘真实的研究，而日本这种言论自由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学会享受这种言论自由。有人骂我是右派分子，就是因为我和中国的主流意识不一样。他们错误地以为我偏向日本，从国内来看，这样理解也无可非议，因为他们看不到日本真实情况和资料。但日本的在日中国人应该了解日本，为国内的人了解日本做出点贡献。如果不了解真实情况，对双方都不好。正因为没有正确的了解才有一种极端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对中国也不好，如日本终止ODA，也与中国的反日情绪有关。在毛、周时代，没有极端的反日情绪，当时的中日关系还是比较好的。我的结论是：不要盲目地丑化对方，要多了解对方，认识对方。国内要搞亚洲共同体，这样怎么能搞共同体？一边唱中日友好，一面煽动反日，这样就会失去信任，我认为中国官方应该改变对日政策。（张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