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震云
编者按：10月27日到11月1日，受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国际广报媒体研究科的邀请，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访问了日本，本文是刘震云在北海道大学的演讲。
感谢渡边浩平(北海道大学副教授)先生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我到日本，使我有了今天跟大家交流的机会。可惜我不大会说话。如果今天交流没有成功，我准备把责任推到我母亲身上，因为她的嘴巴太能说了。我从小只有听话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利。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次我母亲把我们兄妹四人召集到一起交流，说：我们之间，就不要讲道理了，我捂著半张嘴，就能说过你们四个。这也是我成年之后，开始以写作为生，而不是以说话为生的重要原因。幸好渡边教授没见过我的母亲，不然他会觉得请错了客人。
就写作而言，对于我也是一个危险的旅程。因为我妈不识字。再往上数，我妈她妈，也就是我的外祖母也不识字。到了我这里，就开始以文字谋生，链条非常脆弱啊！所以我读书的时候，不大注意作者，而注意作者的母亲和外祖母。后来我发现，孔子的母亲和外祖母，司马迁的母亲和外祖母，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母亲和外祖母，加缪（法国）的母亲和外祖母也不识字，我夜里睡觉的时候，背后才不再出冷汗了。我也喜欢川端康成（日本），据说他的母亲识字，我的后背又开始出汗了。
一般作者与人交流，总要谈谈自己的创作。其实创作是不用谈的，因为他创作的作品已经摆在那里，再谈是多馀的。就好像一位厨师，别人吃菜的时候，不用再罗嗦这菜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还是谈谈在我的生活中，几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人吧。这话题比较家常。博尔赫斯（阿根廷）说，他只对日常生活感到惊异。上个月大江健三郎（日本）到中国去，也做了两场演讲，他谈的也不是创作，而是他的家庭琐事和人生琐事。这种态度我是赞赏的。因为从人生的琐事中，更能看出滋生这个作者的土壤，让他成为了这个作者而不是另一个作者。
在我的人生中，一直到我的写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外祖母，虽然她不识字。我从小是我外祖母养大的。她个头儿特别低，一米五几的样子。她前半辈子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地主打长工。长工打了二十多年，共产党把地主消灭了，她就无长工可打了。但到她九十多岁的时候，跟人谈起往事，她最怀念的，还是给东家打长工的岁月。因为当时她打长活打成了明星。当时她打长活的名气，在我们方圆几十里，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电影明星茱莉娅．罗伯茨。
我外祖母告诉我，她嫁给我外祖父的时候，外祖父家里特别穷。我外祖父的个头儿特别高，有一米八几。我外祖父家只有几亩盐碱地，外祖父兄弟几个相继成亲，家里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么多人，我外祖父和我外祖母便去邻村一个姓范的地主家打长工。地主家招工要试工。所谓试工，就是看你农活干得怎么样。当时麦子正好熟了，便试割麦子，即地主家割麦子最快的长工在前边领头，看你在后边能否跟得上。几个人来到村头一块麦地，东家老范让我外祖父先试。老范家的长工一领头，我外祖父虽然一米八几，但吸袋烟工夫，就被人拉下好远。东家老范磕著烟袋说，算了，你们还是回去吧。我外祖母这时说，且慢，还有我呢。老范看了一下我外祖母的个头，说，你一女的，就别试了。我外祖母说，是不能在这儿试，咱们找个耍得开的地方。老范一听我外祖母说话的口气，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几个人离开村头，来到黄河滩上，老范家一百多亩金黄色的麦子，在微风中飘荡。一趟麦子足有三里路那么长。我外祖母和老范家领活的长工，每人手握一把镰刀。这个领活的长工也一米八多，胳膊长；我外祖母一米五多，胳膊短。但我外祖母非常绅士，冲东家的长工说，大哥，请吧。那长工也不客气，弯下腰就割麦子。我外祖母看他割了两米开外，才弯下了腰。头一里两个人打了个平手；第二里我外祖母甩开他半里；第三里，我外祖母割到了地头，他才割到两里。这件事轰动了我的故乡，七十年后，还在我的故乡流传。因为我的外祖母，东家老范也收下了我外祖父。这是我外祖母的成名作。自此之后，我外祖母带著我外祖父，转战于各个东家之间。从这个东家转到另一个东家，像如今的足球明星罗纳尔迪尼奥（巴西）一样，转会费也非常高呀。因为我外祖母到哪个地主家种地，不是这家地主给我外祖母带来了什么，而是我外祖母给他家带来了荣誉。我外祖母到地主家的头一天，地主都让他的儿子认我外祖母为乾娘。我小的时候，发现我外祖母有好多地主家的儿子，给她喊娘。七十多年后，我问我外祖母，当时在范家割麦子，你怎么能割过一米八多的男人呢？这时我外祖母九十多岁了，她告诉我，她割麦子，不管麦趟子有多长，从这头儿割到那头儿，从来不直腰；她又说，割麦子千万不能直腰，如果你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到第二十次。我觉得这是我外祖母、一个明星长工留给我的最大遗产。
1992年，我外祖母还健在。有两个德国朋友，跟我一块回我的故乡，那时我外祖母已经九十二岁了。两个德国朋友一个是高个子，一米九几的样子；一个是低个子，一米七的样子。他们与我外祖母有一场对话，德国朋友至今还常常谈起。我外祖母问：德国在哪里？那个高个子的德国朋友会汉语，也有些幽默，答：姥姥，在咱村子的西边。我外祖母理解了。又问高个子的德国人：你家住在哪里？高个子：在德国的北边。又问低个子的德国人：你呢？低个子答：德国的南边。我外祖母：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一下把两个德国人问愣了。高个子想了想，说：我们俩共同认识另一个朋友，通过这个朋友，我们俩就认识了。我外祖母又理解了。突然问：德国搞“文化大革命”了吗？又把两个德国朋友问愣了。高个子的德国朋友老实答：没有。我外祖母马上急了：毛主席（毛泽东）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高个子想了半天，回答得还算圆满：德国人不懂中国话，所以没搞。我外祖母又问：德国每人划多少地？高个子虽然通汉语，但在细节上不是特别精确，亩和分搞不清楚，他说：八分。我外祖母一听八分，从椅子上蹭地一下站了起来，拄著拐杖，围著高个子转了一圈，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子，怕是吃不饱。德国人想了想，赶紧又说：姥姥，我说错了，不是八分，是八亩。我外祖母又著急了，说：家里要种这么多地，你媳妇受累了。这场谈话，我不知道在场的朋友们觉得是否重要，我和两个德国朋友却觉得重要。虽然都是些家常话，我外祖母不识字，一辈子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但它涉及到东西南北、大小多少、你是谁、你和另外一个人是怎么认识的这些世界和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我从小在她的身边长大，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所关注的生活和写作的关系，极大地受到了我外祖母世界观的影响。
另外一个对我的写作影响比较大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前边说过，我母亲的嘴特别能说。不但嘴能说，她的眼睛也在不停地眨巴。有人告诉我，眼睛不断眨巴的人，脑子里马达的转速要比我们平常人多两三倍。我的脑子比平常人转动得又慢两三倍，所以她要超过我五六倍的样子。我妈不识字，年轻时做过裁缝；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又在镇上一个酱油铺卖酱油。酱油铺旁边是一个书店。我妈卖酱油之馀，闲来无事，突然想识字，便去书店抓来一本书看。那个时候在中国只有两个人的书可以看到，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我妈伸手抓出来的书，就是鲁迅的书。她虽然文化不高，但学文化的起点不低。四十年后，当她知道她的儿子从事的是和鲁迅一样的职业，便常常跟我谈鲁迅。她说：鲁迅有两个名字你知道吗？没等我回答，她背给我听：鲁迅，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又有一次她问，鲁迅写得怎么样啊？我说，世界上许多人都觉得他写得好。我母亲马上说：那你们这手艺也太容易了。我问她此话何来，她说，我看过鲁迅也就是周树人写的东西，我背给你听：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要是识字，我也会写，酱油铺有两口缸，一缸是酱油，另一缸也是酱油。也许我母亲说别的话是错的，但这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是她而不是别人告许我，写作是件容易的事，关键看你写的是什么。所以直到今天，我觉得写作并不是一件深奥的事情。写作的目的，不是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而是把这个复杂的世界还原得简单。顺便说一句，我母亲做裁缝，在我们县也是有名的。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我母亲给做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