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可以忘记
　　——访在日作家、学者金文学
　　我想对王东先生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王东先生在文章中说我对中国憎恶和轻蔑，这可能是误会，我对中国就像鲁迅先生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批判的就是国内的一些矛盾和弱点，而不是憎恶整个中国和中国人。
　　第二，王东说我国族认同的混乱，不知道自己是谁，可能他说的就是主体性。不过我早就说过，我是超越国境的“文化蝙蝠”，20世纪是东西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蝙蝠”是不受欢迎的，但冷战以后，“文化蝙蝠”越来越受重视，其作用也越来越大，在相互对峙的两方之间，起沟通和传达真实信息的作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萨依德就是典型的这样的人物。他说他是局外人，他坚持超越国境的写作，他说：他自己始终不只属于一个世界。而是均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世界，他说他并不因为自己是局外人而感到悲哀，反而他觉得他更能理解两个世界，这本身更有意义。
　　我的言论可能有些过激，但是我仍然有中、日、韩三个世界，所以我不是一味地批判某个对方，而是批判国内内部的结征和弱点，促进改正结征和弱点，和对方达到对等的共存。世界很复杂，主体性、归属意识也很复杂多样，这是冷战后世界上出现的一种现象，所以韩国的评论家评价我是东亚的萨依德，这个我不敢当，但我认为我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了局外人的一种境界，在目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很难得到认同，我也不奢望有谁来认同，而是能为中、日、韩的不和谐的“混战”有一个终止，而作出自己作为一个“文化蝙蝠”的贡献。
　　王东先生说我生长在红旗下，不应该出现像我这样的反主流意识的思想和人物，他的意思就是不应该反主流意识，和主流保持一致才是正确的。这本身就是否认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酷的形势下，竟能出现张志新那样的反主流人物，因此反主流也是合理的。
　　第三，关于满洲的争论。王东先生说中国大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相当“冷门”，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他指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致命的弱点，就是一切从政治出发，历史也为政治服务。举一个例子说：中国国内把满洲国叫“伪满洲国”就是一个象徵，对满洲全盘否定这也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辩证原则。王东先生说：“说满洲国倘若一直在日本占领下，一定会成为日本这样的强国，在逻辑上不通”，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已做了考证，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看我的书。王先生可能忘记了中国历史，严密地说中国历史本身也是一个殖民历史，金、元、清都是外来民族侵略和统治的一个国家，而在那个统治下曾创造了强大的中华帝国，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清曾是一个最强盛、版图最大的强国，活生生的中国历史已证明，外来侵略也可使中国强盛，而日本支配有什么不可以？金、元、清的时候，汉人不也是心甘情愿做了臣民吗？
　　第四，关于朝鲜族背景。在高句丽问题上，我恰恰是反对韩国的立场，因为韩国现在极端民族主义膨胀，以过去的历史问题来主张主权归属，这已经失去了任何的现实意义，而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引起中韩两国的反目，破坏友好关系，这对中日历史的纠葛也有很大的启示。
　　我不赞成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下，过于偏执于过去的历史问题，而无视现在变化了的现实，所以“以史为鉴”这一提法也失去了任何意义。战后日本不侵略任何国家，对侵略中国和东亚的历史做了反省，不再搞军国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这本身就是“以史为鉴”了，所以一味地要求日本“以史为鉴”，已经失去了意义。日本可能对中国的反覆要求也无法接受。到了战后60年的21世纪，我认为实现中日友好的秘诀，就是双方忘记或放弃历史问题，不要死死抓住过去历史的尸体不放，这太愚蠢，如果是一种策略，这也太给中国的伟大形象丢脸了，一味地拿出被害者和弱者的形象，和现在强大的中国形象不太符合。长话短说，打个比方，过去我爷爷和邻居的他爷爷打仗，对方的爷爷用武力欺侮过我爷爷，过了60多年，我对此耿耿于怀，怀恨在心，一直对他的孙子责骂不休，这好像不太合理，这只能造成两家现在的仇恨，是和建设性的人生背道而驰。我认为中国大陆对日本历史问题的纠缠，就是这种幼稚的水准。（张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