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骏

三十年前，1978年深秋，我的高中时代。刚恢复了高考制度，中学教育也已走上正轨。我念书的学校是上海市重点中学，试办理科班，集中全校优秀的老教师重点灌输拔苗助长。我几乎没用力气就进入了理科班，数理化对我来说真的一点不难，不就是那么一堆公式和推理？记住就是了，回家后根本不用打开书包。本来基础文化薄弱，进了理科班，知识结构也残缺不全了。好在我课外时间和现在不务正业一样，用来饱览闲书关心时事。我的思想和时代同步进化，经历了1976年的震动和觉醒，进入了1978年的思考和反叛阶段。

其时北京的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魏京生等人正在西单墙兴风作浪。那时获取信息有两个非常方式，一是小道，一是敌台。我接触的小道消息有限，亲戚朋友大多是良民百姓，很少听到离经叛道的邪说。感谢“美国之音”给我带来自由世界的讯息，晚上躲在被窝里我用大哥自制的收音机耐心地调节频率，搜寻那熟悉的声音□□“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报道”。而在此之前我接受信息的正规渠道只有千篇一律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文件最新指示。

上海虽远离京城，可向来是星星之火发源地和革命摇篮，因而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时“四大自由”是合法的也是唯一的民主表达方式。1978年末，上海的民主运动有两大据点：一是人民广场东南角，有演说有集会，还有标语大字报。因离我家稍远，只去过几次。一是淮海路我家附近，我几乎天天去看热闹。反正闲著也是闲著。

淮海路的上海版民主墙居于陕西路和茂名路之间，市百二店对面。围墙的里面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那围墙大约3米高数十米长，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注，就像现在网络热帖后面的回覆。从形式上讲，有标语口号政论文，也有小说诗歌和漫画；从内容上分，有个人伸冤的、揭露内幕的、呼吁民主的、声援北京的……整体气势与北京的民主墙遥相呼应。时而还有几个演说的，因是交通要道，警察一赶就散了。其时上海有一个乔某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君能言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字也非常漂亮。

转眼到了1979年春，邓大爷搞定大局把老华赶下台后，北京的风向开始转了，政府取缔民主墙把喜欢贴大字报的赶到了月坛公园，试图打造一只中国式的民主花瓶。上海也相应清除了人民广场和淮海路的大字报，仿照北京给民运分子留了一个口子——复兴公园。整个阶段持续半年有馀。我跟著去复兴公园看了几次热闹，没到年底就正式取消四大自由，把胡说八道的赶尽抓绝了。我始终只是看看、想想，从不跟人说话，也没有扔过砖头。好像我那时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看客？

许多年过去了，大约2000年前后，我在网络上看到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专访，专访上海老民运人士乔某某，遗憾的是网上只有目录没有正文。我给《开放》写了一封信，说以前在国内通过种种关系长期拜读，现居日本乡下看不到这杂志，但对这篇文章特感兴趣，能不能给个电子版？还套近乎说我朋友认识你们金主编。《开放》的编辑给我传来了电子文本。专访很长，记述了上海民主墙运动的前前后后，现在隐约记得乔某某后来吃过官司又投靠了警方做内线，再后来进进出出，也就一个叛徒的下场。乔以自身经历写了长篇自传，国内无处发表。于是，乔某某拿著手稿跑到香港找到《开放》编辑部求助，蔡记者第一次听说乔的人生传奇，就写了这篇专访。

三十年前，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我的思想也在1979年彻底转变，从毛时代的小马列主义者转变为崇尚西式民主的自由分子。三十年了，世界变得更加五花八门，譬如，全球普及了互联网，普世价值得到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传播与认同；三十年了，也还有许多一成不改百年不变的角落，譬如，朝鲜地区依旧没有言论自由。三十年前，我和持不同政见者一起默诵过这样的诗句——“在暗淡的时刻，我们却在想，春天的花朵”，直到今日依然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