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非

　　不记得具体年月，或者就是还没到对年月有意识的时候的事。冬天，姑姑从老家捎来一副麻将纸牌。这种牌好像还叫牌九。纸牌是奶奶捎给姥姥的，说可以用来摸牌解闷儿。

　　冬天的夜里，没有风也觉得有风。寒气逼在窗外，没有声音，比风还可怕。寒冷和黑暗是同夥，天一黑，它们就一起压过来。

　　我和姥姥对坐在炕头上。姥姥盘腿坐，我也学著盘坐，过不了多会儿就散了形。一会儿趴著，一会儿半躺著。姥姥说我不拝调没正形，总是嗔怪我姑娘家没坐相。纸牌是用几层薄纸合粘起来的，比普通纸厚实，也还光滑。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麻将牌。所以，印象里的麻将是纸牌，这个想法迟迟消不去。

　　那时候，家里收藏这类东西好像是不光彩的事。白天，姥姥总是把牌掖在被子底下，不是怕人偷去，而是怕人看见。5、6点多钟，天还没暗成全黑，我就去外面放下棉窗帘。窗帘卷在窗户上边，要登一个差不多一米高的木墩上去才够得拝。把床帘放下，四边还要按严实。这一个细节我做得特别周到。因为不按严的话，夜里就会被大风掀起来。风把窗帘翻掀得劈劈啪啪乱响，像有成群的大鬼要扑进来吃人。放好了窗帘，缩著手脚进屋，在里面反锁上门。每天都这样做，但是姥姥一定要重复两句话：“窗帘放下了？”“嗯。”“门锁了吗？”“锁了。”

　　这两样事都做完了，就好像农家备好了越冬的全部储备，心里感到踏实。安安静静地愉快著。

　　这些夜晚，是姥姥陪我，还是我陪著姥姥呢？如果我不是这家的孩子，这些数不尽的冬天的晚上，该是怎样度过？

　　姥姥没念过书，不识字，没有过同学。她也没上过班，没有过同事。她一辈子接触过的人，没有我从小到大的同学多。她很少说话，跟姥爷和我母亲，一天也说不上两三句话。她一辈子对话最多的人，或许就数我。她特别封建。夏天穿一件半袖白褂子，看见我父亲下班骑自行车进院子，她马上就进屋套上长袖衣服。

　　姥姥结婚很早，十几岁就生了女儿。她丈夫去当兵，一去不返。说是死了，却不见尸首，也没有字据证明。女儿由婆家代养，她改嫁跟著姥爷来到关外。直到70岁离世，只回去与这个大女儿见过一次面。后来，她生了儿子，夭折；又生了女儿，是我母亲。她是小脚，不能走远路，也不认识路。不能穿买来的鞋。她一辈子穿过的鞋，加起来没有我一个人现在鞋柜里的鞋多。

　　她见过两次外国人。第一次是日本人，来找“坏蛋”中国人。日本人一进院，她就吓得哆嗦起来。第二次是苏联人。“长得跟大铁塔似的，眼睛带色的”，苏联人来找日本人。她又吓得抖成一团。她见过两次公家人。第一次是土改工作组干部，组长领人一推门，她还是吓得全身打颤。第二次是我小学的时候，父亲单位文革对立派的同事，来家找父亲。

　　见外国人，她不会说外语，洋人是中国人主子以上的存在，她自然要害怕。公家人进院，是来查她家财产搜她子女的，她又不会说普通话，即便不理亏，却也害怕得筛糠。

　　临终又患了重病，医院对家人说接回家去吧，没几天了。两个月里，一家人守著常常疼得尖叫起来的姥姥，一筹莫展。我15岁，似乎已预感到姥姥再也站不起来了。趁她昏睡的时候，我就低声倾述我对她的感激。“姥姥啊，你把我从小养大，可我什么也没报答你。”这样的话，很像作文本上的话，当人面说不出口。所以，就趁著她昏睡，一个人小声说。我知道她听不见，但我就是想说，觉得说出来心里踏实。我要把我的心里话说给姥姥的心听。可是，昏睡著的姥姥却突然发起脾气，“你在这儿嘟囔什么呢？我刚睡拝！”我吓得哭起来。与其说是恐怖，其实是极大的伤心。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作为人最无可奈何的悲痛。

　　虽然没有经历她那么多磨难，却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幸福。现在的生活，随便拿出一样给姥姥享受一下，她都会觉得是莫大的福分。按一下电钮，1分钟就能把饭菜变热。隔著哪怕几千里，让她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坐在我车里，几分钟把她送到小脚走1小时才能到的中市场戏园子……或者，跟她坐在一起，让她听我跟她一起回忆那些看对牌的冬天的夜晚。这些事，无论哪一样，都会让她开心无比，都会让她很少笑的面孔舒展开来，都会让她感觉到做人是一件美好的事，做母亲做姥姥是女人最大的天伦之乐。可是，这些，都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浮想。除去绵绵怀念，我，一无所能。

　　想念姥姥。这份想念，会伴随终生。或许，将来我也会有一个人独自看对牌的时光。那时候，依然会觉得是跟姥姥一起在看。所以，该不会感到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