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 轩

　　刘老师是我先生的朋友，他是国家话剧团的领导，有时也去中戏讲讲课。从他手下出过许多中国最一线的当红明星。听我先生说，原来他是一个话剧演员，不知不觉中混入了“领导干部”的队伍。拿刘老师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国家话剧团属于拿著高工资的穷人。他说，那些演员，在国家话剧团拿著基本工资，但年收入都是天文数字，他拿的是管理层所谓的“高工资”，其实除了这份不死不活的工资，没有其它收入，就像守著一份薄田的老农。

　　刘老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说著话，脸部的表情就生动起来，活似在舞台上表演。他给我学在日本问路时的情景，把小日本的热心、亲切、死板和认真演得活龙活现，生动逼真，让人发噱。到底是老演员。

　　学完这一段，刘老师突然满脸正经地说：其实我觉得日本人的素质还是高。我一直对我的学生们说，什么叫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不是满街喊口号游行，更不是叫嚣要打到台湾去。爱国主义是上车排队，不随地吐痰，不在马路上、大庭广众下打架斗殴，有人问路我们好生领路，为他人著想，为社会著想，爱国主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提高自己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世界立足。他这一席话，说得很简练，却是句句在理。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谈得耳朵“老茧”都磨出来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从个人行为细节做起，别给咱们祖国在国际上“丢份”。

　　记得前几年，在日本成田机场曾经历过这样一件让我感觉义愤的事情。当时我在机场免税店给表姐和朋友买夏奈尔口红。正准备结账，两个菲律宾女人在一边吵闹著挤到我前面，一边大声地用很蹩脚的日语问售货员小姐商品的价格。

　　我正想发作，却听到售货员小姐用中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地说出这么一句话：“请你们排队！”售货小姐的表情虽然显得彬彬有礼，但我依然可以从她眼神中读到深深的厌恶。

　　为什么对两个菲律宾女人说中文？我先是吃一惊，随后就感到有些气愤了。我对售货员小姐说：“对不起，你搞错了，她们俩不是中国人！”售货员小姐很吃惊地看著我，满眼疑惑。我向她解释道：“我是中国人，所以我晓得她们说的不是中国话。”

　　售货员小姐连忙道歉，但我心情依然有些不平静，为什么在国际机场会发生这种事情？这就是对中国人明目张胆的偏见，歧视！

　　回到日本，义愤填膺地和朋友聊起这件事。朋友说：“这有什么可以吃惊的？中国人不排队不仅在日本出名，在世界各地都是有名的！看到有不排队的亚洲人，售货员小姐当然会误认为是中国人。你这次回国难道就没有碰到过上车抢疯座位、乱穿马路？既然遇到过，还有什么可让你如此愤愤不平的？在指责别人有歧视、带偏见的时候，你先要想想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偏见和歧视？”

　　面对朋友一脸的怒其不争，我哑口无言。

　　今年又一次回到上海。感触最深的就是，越来越漂亮高档的生活环境中，是越来越扎眼的国民素质。

　　带孩子去了上海科技馆。听说上海科技馆总投资17个亿，共分12个展区，整体规模和硬件设施远远超过东京现有的国立科学博物馆。我很惊叹上海政府为科普如此用心良苦。

　　走进展厅，虽然这里安排了大量管理人员在那里维持秩序——日本的国立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恐怕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却依然可以看到有人插队抢先，有人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这些人的行为与科技馆的高档硬件所产生的反差让人产生了悲凉：一个大国国民的公德理念居然及不上日本的托儿所小朋友。

　　上海科技馆目前已经作为旅游景点向海外旅游者开放，我不敢想像在这里参观的外国旅游者会对中国人留下怎么样印象？他们会不会把中国人这些不文明的行为作为旅游后的笑料，到处传唱？我不想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代表了国家的形象。这种概念性的语句空洞而无聊，但是大多数的外国人很可能一生都只能遇到一个或几个中国人，这一个或几个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足以让他建立对中国人整群的一个概念，并传讲给周围完全不了解中国人的其它朋友听。

　　听说澳洲九十年代初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某地区数份英语报纸的头条写著：“不要相信中国人”。起因是一户澳洲人家在自己家的小院里卖自家旧家具时，有一名中国人前来购买。付完钱后，中国人向这户澳洲人借用电话，说是想招呼朋友来帮助搬运家具。澳洲人当然欣然同意……数月后，这户澳洲人家的电话账单上多了上千澳币的国际电话费，电话是打往中国上海的。澳洲人前往报社投诉，没有大新闻的澳洲地区报社立刻就将这一社会新闻放在了头版头条。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上海人，一个自以为得逞的小聪明，让全澳洲的华人都为之抬不起头来。

　　当我们纪念著九．一八，以唤起民族自尊心的时候，当我们学习著“五四”青年的爱国热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在和平年代爱国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一个有社会公德心的中国人。提高自身素质，让中国人在真正意义上在世界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