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郁达夫的历史小说《采石矶》是公认的名篇，郁达夫笔下的历史人物——清朝诗人黄仲则更明显是他自身的写照。历史主人公在小说中成为作家投射主观情感的一个空框，这种现象在五四新文学中相当普遍，比如郭沫若写有《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苦》等历史小说，莫不如此。

　　鲁迅曾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把历史小说分成两类：一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鲁迅执笔的历史小说，大都可归入后者的范畴。尽管与郁达夫在历史小说中倾注个人的私情、悲愤、郁闷有所不同，鲁迅擅于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来讽喻生活中古怪人们的思想、举动、行为、神情、语言、风味，但两者的共通之处是都对历史做出颇为浪漫的主观处理。

　　鲁迅的历史小说在取材上或有据可依，但在细节处理上却没有一篇足为现实主义小说家处理历史题材的典范，这些都是压抑不住的浪漫情愫惹的祸。鲁迅对人对社会有著强烈的爱憎，涌动于胸中的主观感情常常溢出冷静的笔墨之外，这使他的历史小说最终摆脱不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宿命。

　　五四新文学，富有深厚的自白传统，即使像鲁迅这样以投枪和匕首来面对现实的作家，也需要经常回到过去的经历和记忆中，去寻找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坦白道：“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在鲁迅的小说中，晃动著许多“我”的形象和影子，提示著作品的自传题材和自白色彩难以抹灭。当然，鲁迅作品中的潜在自白与其他作家作品中的暴露性自传，甚至是炫耀性倾诉有高下之别，但整体上还是突示了五四新文学的浪漫本质。

　　从现象上看，五四新文学的浪漫取向明显表现为各类浪漫文体被普遍使用，各类倾诉作品在文坛上大行其道。比如日记，有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徐志摩的《志摩日记》、章衣萍的《倚枕日记》、谢冰莹的《从军日记》等；书信或情书，如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章衣萍的《情书一束》、蒋光慈的《纪念碑》，还有鲁迅的《两地书》等；自传，如郭沫若的《洪波曲》、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我在欧洲的生活》、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庐隐的《庐隐自传》等；传记，如沈从文的《记丁玲》、《记胡也频》等；还有游记、随笔，以及不计其数的“新诗”。那个时代里的大多数作家，如郭沫若、巴金、冰心、丁玲等，年纪轻轻就跃上文坛，作品中洋溢著丰沛的、主观的自传色彩。郁达夫曾顽强坚持“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样的浪漫信条；多数新文学作家纯真地相信作品凭真情才能动人，而真情只有发自作家亲历的真切感受才最真实。所以，推己及人，无限放大自我感受，成为那个时代的通病。

　　同时代作家梁实秋曾经举过一些例子，狠揭了那些致力撰写身边琐事，热衷咀嚼个人悲苦的浪漫文学之短之痛。他说：“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有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万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描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此类偏于夸张的浪漫笔法，在当年几乎成为时尚，也构成了受到后人诟病指责的“新文艺腔”（语出四十年代的张爱玲）。

　　新文学在起步初期泛滥出大量涕泪交零、感情热流的自我倾诉性作品，犹如一个文学青年在学步阶段的幼稚习作，虽然浪漫过度，夸张过度，却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传承来看，这与中国文人文学中高度发达的叙情性自传体有关，也难脱西方浪漫文学大潮的浸染。从现实世界著眼，在时代苦闷与个人苦闷相混杂的日子里，知识分子从社会的紊乱、生活的不安、政治的不满中，第一次集体感受到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与政治和社会的疏离，于是有了苏曼殊这样的诗僧、情僧，有了李叔同出家，有了鲁迅的自嘲、郁达夫酗酒、郭沫若嚎叫、徐志摩自筑象牙塔，还有张资平等人的风俗情爱小说。

　　咀嚼自我的悲喜，表现个体的哀乐，使五四新文学中时时处处有一个“我”的存在，由此带来了鲜明的个性特徵和文学多样性，至今看来依然值得惊叹。中国的新文学曾经如此浪漫过，肆无忌惮地，不受节制地挥洒过。一代文学青年在浪漫的年华里写下了感人的、富有冲击力的篇章，迄今依然表现出瑕不掩瑜的品质——也许这些作品在技巧和笔调上已不足为范，但融化其中的精神和灵魂永远生动、鲜活，让人有伸手触摸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