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骏

写沙叶新就不能不提到《假如我是真的》，有读者问我当年文坛的天气状况，那我就来炒一锅冷饭吧。

话说1979年4月，上海公安部门捉牢了一只小骗子。化名李晓勇的小骗子是崇明农场的知青张龙泉。那骗子的手段十分简单，但是有效，他仅冒充高干打电话行骗，居然一直骗到当时上海滩的领导夏征农。幸有眼明心亮的革命群众积极举报，一场历时67天的骗局才终于落幕。时过20馀年，当年《文汇报》的掌门人马达在《马达自述》里还提到报纸发表记者张熙棠王复初所写《骗子行骗落网记》的背景：“开始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没有马上签发。后来陈沂考虑再三，终于不顾反对意见签发了。”

同年夏天，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剧作家沙叶新和２位合作者姚明德李守成根据这件真人真事，花了21天时间，完成了6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的创作。1979年8月的《戏剧艺术》《上海戏剧》联合增刊发表了剧本，上海人艺排演后内部上演。剧中的小骗子最后在法庭上振振有词：“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这句话成了以后争执与非议的导火线。

这是一出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戏剧。直到世纪末，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还高度评价了作者出色的喜剧才能。一瓶由小骗子灌制的假茅台酒，在这个特权圈子里几经转辗，最后竟又回到了他自己的手中。这一细节的精心设计，既符合现实主义戏剧道具设置的经典规范，又赋予了这个道具巧妙的象徵意味，可以说这瓶假酒就是当时特权人群的交往规范、交往语言和交往实质的集中体现。茅台酒是假的，小骗子是真的。

内部演出后议论纷纷。《文汇报》百家争鸣专版，编发了对这出话剧的不同评价和讨论情况。说起骗子戏，大家免不了与老舍的《西望长安》甚至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进行比较。作者沙叶新发表文章坚持认为，今天的时代与果戈理时代有本质区别。现在看来这些辩护显得有气无力。最后的结果，上海有关部门发布禁令，此剧未能正式公演。

其时，还相继出现了一批抨击时弊的作品，如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克威的《女贼》等等。因此在1979年秋天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文坛左王们提出禁止这些作品的刊物出版发行上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决计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胡耀邦与周扬商议专门召开一个座谈会来解决争议。这就是“剧本创作座谈会”的由来。

“剧本创作座谈会”会期很长，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从讨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入手，联系到其他一些作品的得失，探讨有关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据参加者回忆，会议之初对立情绪是相当严重的。后来大家看到领导当局没有打棍子扣帽子，气氛开始缓和活跃。会议结束时的2日13日，胡耀邦作6个小时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长达25000馀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找到“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当时我得到过一个内部发表的讲话文本并且仔细研读，试图从中琢磨文坛的动静和走向，可现在已经没有毅力再去重新拜读了。胡耀邦这篇讲话普遍得到文艺界人士好评的原因是，他不仅没有采纳把作者抓起来的极端做法，而且还摇晃著脑袋指天发誓地重申，“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这些话无疑给生有反骨的作者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假如我是真的》虽然遭到禁演，可是作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确实和胡耀邦的开明以及老一辈右倾势力的极力抵制有关。《文艺报》原总编吴泰昌在《我亲历的巴金往事》中也有详细记载，1984年沙叶新加入作协遇到上海作协的严重阻拦。后来巴金冯牧亲自做介绍人，因为按章程规定，如有两位中国作协会员介绍入会，可以越过地方作协直接由中国作协讨论决定。后来，沙叶新入党也受到总书记胡耀邦的特别关照，胡耀邦亲笔御批“该同志符合入党条件，就应该入党”。

关于此戏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台海两岸还处于高度对立状态，1981年台湾导演王童将《假如我是真的》搬上电影屏幕，主演谭咏麟，主唱邓丽君。台湾方面高调宣传并声称给作者保留稿费。大陆报纸则针锋相对发表作者声明：“拍电影未经原作者同意，后果自负。”后来，这部电影获得台湾第18届金马奖。再后来，沙叶新透露：“通过朋友拿到稿费，还有利息，数目在当时蛮惊人的。”

《假如我是真的》引发了新时期文坛具有重大影响的风波。虽然目前公开的史料基本上一致认为，没有把剧作者打成反革命右派，采取软性处理淡化矛盾冲突，是党国文艺政策的一个新开端，可是，我要指出的是，此举也开了新时期依然非法动用行政权力无故封杀文艺作品的极为恶劣的先例。我有时会天真地想，假如当年没有禁演此戏，假如从那时开放报禁，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道德观念的堕落和社会风气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