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温家宝总理访日，在日本国会演讲，先谈阿倍仲麻吕使唐，后讲鉴真和尚东渡——这些都是中日交流史上非常令人向往的人物，也是让后人备感得意的话题。
公元七世纪下半叶，日本遣唐使大批留学中国，形成风潮，但像鉴真这样的中华本土人物愿意舍身东渡，却是为数极少的异例。鉴真东渡，六次而成，他的历史遗绩不仅在渡日后大肆传播中华文化于东瀛，更在渡日过程中表现出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被后世引申解读为面对中日交流的满腔热忱，在当时可能源于信仰的力量，是鉴真为赴日传扬佛教而建立的个人信念。
鉴真东渡，受到日本遣唐高僧邀请成为个人契机；而日本大规模派遣唐使和留学生赴中国学习，则以白村江之战的溃败为历史背景。日本是世界公认的敬畏强者、善于学习的民族。这种民族特性古今一以贯之，远如中世学唐，近如当代崇美，莫不如此。公元六六三年发生于朝鲜的白村江之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场战争，结果唐军以少胜多，击溃日本举国三万大军而告终。
七世纪中期，朝鲜半岛有百济、高丽、新罗三雄鼎立。唐高宗永徽六年，百济与高丽联兵侵犯新罗，新罗王遣使唐朝乞援。唐高宗派猛将苏定方率军增援，悉平百济。苏班师后，由部将领兵不足万人留守。百济一直与日本走得较近，百济王子丰璋在日本为人质，请求日本出兵相助。
当时的日本，由皇太子中大兄摄政，母后为齐明天皇。中大兄在近臣藤原镰足辅佐下，奏请齐明天皇御驾亲征，起用日本第一勇将阿倍比罗夫，举国大动员，耗时两三年，发兵三万二千人渡过对马海峡，登陆朝鲜半岛。其时，唐高宗派孙仁师率七千人驰援，汇合刘仁愿、刘仁轨等唐朝驻军，合计约两万人。中日两军展开首次决战，中国史称白江口之战，日本则称为白村江之战。
据《通鉴纪事本末》记载：“龙朔三年九月戊午，熊津道竹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馀众及倭兵于白江，拔其周留城……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日本书纪》记述当年战况：“日本水师舍身突入唐阵，唐军从容左右迎击，纵火焚日船……须臾，官军败溃，赴水溺死者甚众，舻舟不得回旋。”日本准备了三年之久的倾国大军完了，恰似日本军队在二战末期的玉石俱焚。唯一的区别是，当年唐兵没有乘胜追击，把进击日本纳入视野，而美军则全线登陆本土，占领日本。
白村江战败后，中大兄与心腹藤原镰足自感日本落后，不足为唐朝对手，遂起心发愿，有组织地派出大批遣唐使和留学生赴中国学习，掀起了持续二百馀年的遣唐使热潮。一开始，日本使者渡过对马海峡，由驻扎在朝鲜的唐朝军队接应后从陆路护送至长安；但唐军撤退后，新罗统一朝鲜，不再为日本提供此等便利了。此后，日本的遣唐使船队只有横渡大海，才能在苏州、扬州等港口登陆。海路使唐，被视为畏途，是一场生死难卜的冒险之旅，反之亦然，这就是鉴真六次东渡的背景。
鉴真是扬州人，俗姓淳于，看来并非汉人，或是五胡之后。鉴真十四岁出家，二十一岁受戒取得僧籍，专修戒律。他精通三学三乘，亲自抄写过佛经三千三百馀卷，还设计建造了众多的寺院、佛像，并举办讲佛大会，救助贫病大众，年四十已名满天下，被尊为高僧宗首。日本听说中土有这样一位高僧，特别派遣兴福寺两位和尚荣睿、普照赴唐邀请。两位僧人在七三三年赴中，先在中国学习苦修十年之久，觉得可以对上话了，才去见鉴真，相邀赴日弘法。鉴真时年五十五岁，他说：曾听说南岳的思禅师转世投到倭国为王子，兴隆佛法普渡众生；最近又得贵国长屋王送来袈裟千顶，题有诗曰：山川虽异城，风月仍同天，以此寄佛子，来共结善缘。老僧愿意去结这份善缘。由此可见，鉴真东渡，认同了山川异城、风月同天的情怀，实为传佛道、结善缘而去。此外，当年的扬州是唐朝最重要港口，四域来使，五方杂处，得风气之先，出海远航更让人憧憬无限，这也是促使鉴真发愿东渡的环境因素。
在古代，中国人讲一诺千金，日本人讲有言实行。既然答应渡日，就一定要到达目的地，这可能是鉴真不畏艰险、六次东渡的信念基础。但基于当时的设备条件和制度环境，鉴真在唐代要聚众东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航海苦难开始了。
首航，鉴真想与朝鲜僧人共同组团结伴而行。当时，租一条船肯出海冒险不容易，而船大人少又不能起航。据说等到出发前，朝鲜僧人放刁勒索，官厅又出面干涉，鉴真只得作罢。
有鉴于外国人不好合作，鉴真在第二次买了军船，联合各行各业能工巧匠和佛教信徒一百八十五人，还带上一批名望渐起的佛门高徒一同起航。不料刚出长江口即遇大风，船未出海已覆舟。鉴真本人几乎淹死，大批经典、佛像、药材、食品等俱失。
鉴真第三次出海，行至舟山海域因触礁而告失败，黯然而归。
此后，鉴真又策划由陆路南下福州，再乘船北上。但当时唐朝对出入境已有限制，鉴真在前往温州途中，被一纸莫须有之罪告上衙门，官厅禁止他行动，同行的日本和尚荣睿还因此入狱，鉴真四渡失败。
四年后的唐玄宗天宝七年，鉴真六十一岁。鉴真一行实行偷渡，出海之后望见海市蜃楼。船主搞错方向，又遇到台风，十四天后被吹到海南岛最南端。鉴真一行困苦不堪，得意第子祥彦和日本僧人荣睿都病死了，鉴真本人回到扬州，也在两年后双目失明。五次东渡失败，同行的日本僧人普照泄气，落户到阿育王寺去修行了。
天宝十二年，杨国忠当道，法令松弛。九死一生的鉴真搭上了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的归国副船，第六次出航赴日。船队在大海上遇到狂风，藤原清河的船一直被吹到越南，而鉴真搭乘的副船却侥幸吹到日本。鉴真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六次东渡，始得成功。此次同行有二十四人，携带了各种经典、三千粒舍利子、精美佛像，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真迹，于今都成日本国宝。
鉴真的渊博学识，尤其是坚韧毅力，极大地冲击了日本朝野。当时的日本，是佛教黄金时期，也是女性天皇时代。日本的圣武上皇、光明皇后、孝谦天皇高度礼遇来自中土的鉴真上人，尊他为传灯大法师，并在东大寺大佛殿筑坛受戒，满朝文武五百馀人也相继受戒，对鉴真顶礼膜拜，蔚为轰动。鉴真自六十六岁起居日十年，他熟诵经疏，纠正了日本佛教经典中的错字；他深通医道，把药方汇集成书，成为《鉴上人秘方》；他指导日本修建寺院，导入唐朝先进的营造技术，建成唐招提寺，后以七十七岁高寿在寺中圆寂。
日本之有汉文化，实由鉴真奠基。鉴真一出手，就把日本的汉文化带到很高的起点，使日本文化有一个质的跃升。鉴真的伟绩受到中日两国人民景仰，成为中日关系的永恒纽带。不过，在鉴真矢志不渝追求实现传道布教的个人信仰时，他未必已有超越国界放眼千年的深谋和远见。
井上靖在著名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描写了鉴真东渡的艰辛和苦难，记录了个人的信念和坚持可能发挥的历史作用，对中日两国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鉴真东渡，以传布佛教为主，或许他并没有促进两个国家友好的明确意念和崇高精神，因为原本没有“敌对”之意，所以也无所谓“友好”之说。在鉴真的年代，他看倭国人与本朝人是一样的，都是身边的普通人，是有求知欲的人，是有信仰的人。鉴真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有益于他人，完成了自己。至于影响和后果，都付与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