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六七岁时从上海到四川的父母身边。笼统说是四川，其实父母所在地是离成都两三小时的县城，叫江油县，那里有一家很大的特殊钢厂，直属于冶金部，我的父亲便是为那厂，从上海轰轰烈烈地响应主席号召而去了。当时文革尚余尾声，母亲仍在因“海外关系”而被发配去的农村中学教书。为带我方便，顺手就将我送进了离她所在中学不远的小学。那小学的名字我已忘记，校舍是一个庙，叫盘龙庵。离那里不远，有李太白故居纪念馆，后来我经常去，与看门的伯伯竟混熟了，常与我的同学们在太白故居捉迷藏，直到离开四川，这是后话了。且说那庙里学生是几十个农村孩子，教师只有两三人，是那种十分适合于今日扶贫者前往的小学。
那些孩子对于我的加入十分好奇，他们围上来端详我，抚摸我从上海带去的红色书包和文具。他们衣衫破旧，小手伸出来，都是黑乎乎的。我进入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环境，当时的惊异至今记忆如新。至今感谢母亲的是，许多家长在这种时候要对子女进行的教育，如“看看人家，你想想你多幸福。”或者“不要怕人家脏，好好一起玩啊”之类，她一句未说过。这使强烈的城乡差异之于我来得十分自然。与那些孩子相处，在我童真洁?舻男暮脱劾锩挥兴亢恋母窀癫蝗耄?ㄓ形耷钗蘧〉男孪矢小?br> 他们都是川北平原穷苦农民的孩子，能够来上学的已算家中条件尚好，但是在冬天，他们衣衫单薄，这使老师不得不经常在第一节课取消原定的课，改为体育，让孩子们在地里一圈一圈跑步暖身。放学以后，多数孩子都立刻回家，拿着镰刀，背着背篓，去割猪草。我放学后先去母亲处放下书包，做功课，然后飞也似跑出去找他们的身影。背着背篓割猪草，这除了读书以外可以做的“正事”让我羡慕不已。我气喘吁吁，跌跌绊绊地跟在他们后面跑，想要借那镰刀割一次草。有一次好不容易以橘子换来一把镰刀，却只割了一下便割得自己鲜血直流。从此没有人肯再借给我，这让我沮丧不已。但从放学后到母亲下班带我回家这段时间，我依然每日紧紧地跟着他们，在原野里我快乐无比。
放牧一样的乡村小学生活虽有趣，上学的路却让我经过了很长时间才适应。那与其说是乡间小路，不如说是田埂。从我家住的工厂宿舍出来，走三十分钟的田埂才能到达。母亲在那些田埂间已穿行了八年，当然驾轻就熟，她忽略了那宽不过三十厘米的路对我来说无异于走平衡木。母亲不得不一次次停下等我，有一次她眼看着要上课了，而我却在战战兢兢表演走钢丝一般，于是气得一脚将我踢下农田。此事后来我与母亲都还记得，我愤愤地回忆起，然后终于一同笑了起来。
我在这小学只读了半年，那期间我很幸福，母亲温和平静，上课时受她教的农村学生纯朴的爱戴，下课后母女走在田埂踏着夕阳归去。可惜，后来我被母亲送回上海，再回四川时，侨务政策开始落实，曾经给母亲烙上“黑”印的海外关系骤然让她红起来，因为在香港的外祖父有些声名，我们成为侨务政策的重点落实对象。当官的人们出出进进，我的母亲时而春风得意，时而阴霾满面。我被要求品学兼优，伶俐出众，任何小错误都能引来一场暴风雨。我忧郁而惊恐的少女时代从此开始。
很多年以后，当我的母亲重又恢复平静安然，成为一个富有修养的老人以后，我们曾经说起过那些时候。母亲说其实她很怀念走田埂的那八年，那每日乡间的行走使她健康而坚韧，那些农村的孩子和家长更是对老师发自内心地敬爱。而我也偶尔会想起那田埂和小学，在我的生命中，这半年的体验很珍贵。有时在忙乱与烦躁中，甚至刻意以意念如临其境地感受那些冬晨的薄雾，清澈流动的风，水牛，无边无际的农田。这意念中的回忆让我有一种类似于不敢忘初心的感慨，知道生活可以是简单而清爽的。
那些孩子对于我的加入十分好奇，他们围上来端详我，抚摸我从上海带去的红色书包和文具。他们衣衫破旧，小手伸出来，都是黑乎乎的。我进入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环境，当时的惊异至今记忆如新。至今感谢母亲的是，许多家长在这种时候要对子女进行的教育，如“看看人家，你想想你多幸福。”或者“不要怕人家脏，好好一起玩啊”之类，她一句未说过。这使强烈的城乡差异之于我来得十分自然。与那些孩子相处，在我童真洁?舻男暮脱劾锩挥兴亢恋母窀癫蝗耄?ㄓ形耷钗蘧〉男孪矢小?br> 他们都是川北平原穷苦农民的孩子，能够来上学的已算家中条件尚好，但是在冬天，他们衣衫单薄，这使老师不得不经常在第一节课取消原定的课，改为体育，让孩子们在地里一圈一圈跑步暖身。放学以后，多数孩子都立刻回家，拿着镰刀，背着背篓，去割猪草。我放学后先去母亲处放下书包，做功课，然后飞也似跑出去找他们的身影。背着背篓割猪草，这除了读书以外可以做的“正事”让我羡慕不已。我气喘吁吁，跌跌绊绊地跟在他们后面跑，想要借那镰刀割一次草。有一次好不容易以橘子换来一把镰刀，却只割了一下便割得自己鲜血直流。从此没有人肯再借给我，这让我沮丧不已。但从放学后到母亲下班带我回家这段时间，我依然每日紧紧地跟着他们，在原野里我快乐无比。
放牧一样的乡村小学生活虽有趣，上学的路却让我经过了很长时间才适应。那与其说是乡间小路，不如说是田埂。从我家住的工厂宿舍出来，走三十分钟的田埂才能到达。母亲在那些田埂间已穿行了八年，当然驾轻就熟，她忽略了那宽不过三十厘米的路对我来说无异于走平衡木。母亲不得不一次次停下等我，有一次她眼看着要上课了，而我却在战战兢兢表演走钢丝一般，于是气得一脚将我踢下农田。此事后来我与母亲都还记得，我愤愤地回忆起，然后终于一同笑了起来。
我在这小学只读了半年，那期间我很幸福，母亲温和平静，上课时受她教的农村学生纯朴的爱戴，下课后母女走在田埂踏着夕阳归去。可惜，后来我被母亲送回上海，再回四川时，侨务政策开始落实，曾经给母亲烙上“黑”印的海外关系骤然让她红起来，因为在香港的外祖父有些声名，我们成为侨务政策的重点落实对象。当官的人们出出进进，我的母亲时而春风得意，时而阴霾满面。我被要求品学兼优，伶俐出众，任何小错误都能引来一场暴风雨。我忧郁而惊恐的少女时代从此开始。
很多年以后，当我的母亲重又恢复平静安然，成为一个富有修养的老人以后，我们曾经说起过那些时候。母亲说其实她很怀念走田埂的那八年，那每日乡间的行走使她健康而坚韧，那些农村的孩子和家长更是对老师发自内心地敬爱。而我也偶尔会想起那田埂和小学，在我的生命中，这半年的体验很珍贵。有时在忙乱与烦躁中，甚至刻意以意念如临其境地感受那些冬晨的薄雾，清澈流动的风，水牛，无边无际的农田。这意念中的回忆让我有一种类似于不敢忘初心的感慨，知道生活可以是简单而清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