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没直接回北京，而是选择了内蒙的莫里达瓦旗。那次是我下乡后第一次无票乘车，先后还经历了两次检票的磨难。第一次是车开不久，为避免检票时可能出现的尴尬，我向一同挤在过道处的人坦承自己无票乘车，竟使大家在检票员出现那一刻表现得比我还紧张。结果轮到我时，还没容我解释，心不在焉的检票员就把手伸向了别人。这曾使身边一位愚蠢的农村胖老头惊叹不已，因他有着一双儿童般的水灵灵的大眼睛，所以对过程前后他那张不断变化且近似生动的脸很冷静。我说是去二连，并解释是集体乘车所以票不在我手里。“那么，请出示一下您的边境证。”我随口回答票也在领队的手里，他朝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蓝大衣，大头鞋，记住了，咱们明天早上见！”说完他继续到下一个，不过我没等到第二天早上，而是赶在天亮之前就在讷河下车了。
我直接去的是汗古尔河公社三河大队，所幸被投奔的友人正在宿舍里。他叫沈立成，是我中学同学，不善言语也没野心，但却是友人当中不多几个肯为朋友将牙齿嚼碎硬往肚里咽的硬汉之一。受我连累，他于“六．四”之后以国民党插手动乱的罪名被判十五年，但在托人转给我的信里却没有责备，只写到“这里就像兵营，一切秩序井然，只是我和老伴彻底完了。”酷法也是法，从维护秩序出发没什么可抱怨的，问题是他在“八．九”民运之初，受制于义气才硬着头皮加入国民党的。当时他刚与妻子离婚，我还替他张罗过对象，但他称“要说感情，其实只有我老伴”，同时还反对我即刻替他们捏合的建议，说先等一等，到积些钱之后再作复婚考虑。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后来我托一位参加过早期民运的女性给他带钱，竟也成了他被处以重刑的主要根据。不过那次赶到三河大队去见他时，他却显得极富童心，不但在室内也头顶狐狸皮帽，还打着绑腿，正把一只脚踩在炕沿上和几个知青在房间里侃大山，加之挂在墙上的猎枪和一张狗皮，很有点《智取威虎山》里猎户老常的架势。事实上他确是很想利用东北的自然景观烘托内心的感受，见面先问我“哪个山头的”，直到我讲明了投奔他的原委，他才禁不住失笑道：“哈，真有你的！新郎逃跑了。”
逃婚的事使父亲非常被动，但婚事只是延期，没取消。那段日子，母亲按父亲的建议逐一给我的友人发信，说她得了癌症，目的是想等“天良还未完全泯灭”的我在屯子里一经出现，就是按着脖子也要逼我完婚。我当然没那么好骗，挨到我拿着准迁证回来，早已是朝阳复苏春回大地的时候了。不过迁户口之前，还要与“李铁梅”办离婚手续。那天她也来了，在我主动向她道歉的时候才发现她是一个挺好看的姑娘，并且表情坦然，脸上全无一丝愠意。我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地与我直接面对，也想利用这短短的一瞬把我看个仔细。我意识到造成今天的局面或许就是那张结婚证，否则我不会逃，若干年后说不定与她还有再行发展的余地。问题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在外面飘流了近半年的时光，我心已经变野，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有北京知青云集的地方去。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即我最先选择的落脚点是吉林省扶余县的朝阳公社，该公社二十家子生产大队的北京知青点曾是时任省委书记王怀湘亲手抓的先进典型。但赶回来迁户口时，公社秘书却递给我一张准迁证作废的电报。我最初以为是父亲和那位书记在搞鬼，但电报上的落款又明明写着发自朝阳公社。在这里我不得不歌颂母亲的伟大，见我难过的样子，母亲居然忘记要逼我拜堂成亲的誓言，背着父亲偷偷给我凑足盘缠支持我赶回吉林去问究竟。就是这次再返吉林，我才转插到徐家店公社，在全县最坏的北京知青点里落脚，并在一位宛若恩师般的公社领导培育下，从大队和公社的劳动模范，再从县到地区最后到省的先进个人，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但归结到整个知青生涯的所谓个人业绩，我还是习惯把这与那次逃婚的经历相联系。
父亲是制俑者，对我的出走，心里涌现出的当然是另外一种感受。后来我基本每两个月给他们写一封信，但回信却只有母亲。大致一年半后我总算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但措辞相当严厉，起因或许就在于我喜欢在信里谈一些知青的趣闻，但以父亲的观点看，由信件累计而成的差不多就是一部当代青年的荒唐史。尤其在他之前的那封信里我讲自己偷学开车，结果靠副驾驶一侧的车厢板剐在了树上，致使车厢破碎，车厢里的土豆以及坐在上面的同学全滚了下来，还险些出了人命。他在信里说：“看了你的信，我和你妈吓得一宿都没有睡觉。我们都是正派人，很难忍受这种刺激，希望你一年只来一封信，让我们知道你还活着就可以了。”自此以后，基本是以半年一封的方式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后来他们迁回北京，我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联系的方式和频率却没改变。只是除去母亲常写信给我之外，我再也没有接到过父亲的来信。
我直接去的是汗古尔河公社三河大队，所幸被投奔的友人正在宿舍里。他叫沈立成，是我中学同学，不善言语也没野心，但却是友人当中不多几个肯为朋友将牙齿嚼碎硬往肚里咽的硬汉之一。受我连累，他于“六．四”之后以国民党插手动乱的罪名被判十五年，但在托人转给我的信里却没有责备，只写到“这里就像兵营，一切秩序井然，只是我和老伴彻底完了。”酷法也是法，从维护秩序出发没什么可抱怨的，问题是他在“八．九”民运之初，受制于义气才硬着头皮加入国民党的。当时他刚与妻子离婚，我还替他张罗过对象，但他称“要说感情，其实只有我老伴”，同时还反对我即刻替他们捏合的建议，说先等一等，到积些钱之后再作复婚考虑。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后来我托一位参加过早期民运的女性给他带钱，竟也成了他被处以重刑的主要根据。不过那次赶到三河大队去见他时，他却显得极富童心，不但在室内也头顶狐狸皮帽，还打着绑腿，正把一只脚踩在炕沿上和几个知青在房间里侃大山，加之挂在墙上的猎枪和一张狗皮，很有点《智取威虎山》里猎户老常的架势。事实上他确是很想利用东北的自然景观烘托内心的感受，见面先问我“哪个山头的”，直到我讲明了投奔他的原委，他才禁不住失笑道：“哈，真有你的！新郎逃跑了。”
逃婚的事使父亲非常被动，但婚事只是延期，没取消。那段日子，母亲按父亲的建议逐一给我的友人发信，说她得了癌症，目的是想等“天良还未完全泯灭”的我在屯子里一经出现，就是按着脖子也要逼我完婚。我当然没那么好骗，挨到我拿着准迁证回来，早已是朝阳复苏春回大地的时候了。不过迁户口之前，还要与“李铁梅”办离婚手续。那天她也来了，在我主动向她道歉的时候才发现她是一个挺好看的姑娘，并且表情坦然，脸上全无一丝愠意。我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地与我直接面对，也想利用这短短的一瞬把我看个仔细。我意识到造成今天的局面或许就是那张结婚证，否则我不会逃，若干年后说不定与她还有再行发展的余地。问题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在外面飘流了近半年的时光，我心已经变野，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有北京知青云集的地方去。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即我最先选择的落脚点是吉林省扶余县的朝阳公社，该公社二十家子生产大队的北京知青点曾是时任省委书记王怀湘亲手抓的先进典型。但赶回来迁户口时，公社秘书却递给我一张准迁证作废的电报。我最初以为是父亲和那位书记在搞鬼，但电报上的落款又明明写着发自朝阳公社。在这里我不得不歌颂母亲的伟大，见我难过的样子，母亲居然忘记要逼我拜堂成亲的誓言，背着父亲偷偷给我凑足盘缠支持我赶回吉林去问究竟。就是这次再返吉林，我才转插到徐家店公社，在全县最坏的北京知青点里落脚，并在一位宛若恩师般的公社领导培育下，从大队和公社的劳动模范，再从县到地区最后到省的先进个人，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但归结到整个知青生涯的所谓个人业绩，我还是习惯把这与那次逃婚的经历相联系。
父亲是制俑者，对我的出走，心里涌现出的当然是另外一种感受。后来我基本每两个月给他们写一封信，但回信却只有母亲。大致一年半后我总算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但措辞相当严厉，起因或许就在于我喜欢在信里谈一些知青的趣闻，但以父亲的观点看，由信件累计而成的差不多就是一部当代青年的荒唐史。尤其在他之前的那封信里我讲自己偷学开车，结果靠副驾驶一侧的车厢板剐在了树上，致使车厢破碎，车厢里的土豆以及坐在上面的同学全滚了下来，还险些出了人命。他在信里说：“看了你的信，我和你妈吓得一宿都没有睡觉。我们都是正派人，很难忍受这种刺激，希望你一年只来一封信，让我们知道你还活着就可以了。”自此以后，基本是以半年一封的方式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后来他们迁回北京，我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联系的方式和频率却没改变。只是除去母亲常写信给我之外，我再也没有接到过父亲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