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还在冷战尚未结束的1987年，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美国推出宏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对过去500年来的大国兴衰做出了历史点描和系统分析；1988年6月，6集电视纪录片《河殇》在中国横空出世，成为80年代文化批判和文明反思的影像化总结。

语辞华丽、充满理想激情的《河殇》，痛烈批判了以“长城”和“龙”为象徵的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展现出对蔚蓝色海洋文明孕育出来的西方民主社会一往无前的向往，最终被判裁为“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在中国陷入禁播状态；而《大国的兴衰》则以详尽而丰富的材料构筑了一个宽阔的思维框架、落实了一个宏大的历史主题，不仅长期以来被热烈地引用著，更在多年以后成为另一部引起轰动的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书面蓝本。2006年初，《大国的兴衰》中文普及本与公众见面；年末，渐入老境的肯尼迪先生作为纪录片《大国崛起》的重要采访对象频频出镜而为人所熟悉。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对蓝色海洋文明的礼赞一以贯之，但两部片子的出发点不同，视野不同，命运也不尽相同。近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不仅带来财富和实力的增长，还有信心和观念的进步。如果说《河殇》是一部“返求诸己”的作品，那么《大国崛起》则洋溢著充沛的“天下主义”情怀。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历史视野终于能够与保罗．肯尼迪之辈看齐；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终于得以同美国展开对话，与世界大国取得同步。

中国百年变革，普遍被认为经历了器物改造、制度革新、文化启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后，救亡的现实性压倒了启蒙的重要性，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发展进程因战争和政治运动而中断3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接上文化启蒙的主旋律。但是，在当年匮乏的财富和贫弱的制度基础上，要提出超越性的理论认识和发展战略，对思想界而言，即便不是勉为其难，也只能是坐而论道的产物。《河殇》的实际遭遇表明，中国思想界的目力所及若不能涵盖世界五大洲，把握上下五千年，特别是尚无法精确提炼500年来近代民族国家崛起的制度内涵和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那么只能返求诸己，向自己开刀。《河殇》式的冲决罗网和振聋发聩，在中国获得了两种不同的评价：一曰“取乎法上，仅得其中”；一曰“矫枉过正，过犹不及”。

历史表明，思想和文化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总需要物质生产和制度建设为基础。《河殇》落幕以后近20年，中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财富积累和扎扎实实的制度建设阶段，这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客观基础，也为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发案和出炉奠定了天时和地利。当年，感受过《河殇》式沉痛反思和激情话语的一代人，走过了近20年的社会发展、世道变迁和一体化之路，于今成为《大国崛起》的创作主体，并自豪地以国家代言人而不是体制对立面的身份，发表著成熟的时代演说。

中国百年转型，或改革，或革命，手段不同，目标一致，那就是强国富民——用保罗．肯尼迪的话来描述，即为“大炮”加“黄油”。今天，随著国势日盛、国力激增，中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强国富民”的夙愿，但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性大国，尚不止于眼前的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还需要文化影响力、自主创新力、制度转换力等——这是《大国崛起》反覆重申的主旨。

《大国崛起》著意描述了各国不同的崛起和赶超模式：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中提炼出挑战和冒险精神；在荷兰的崛起中提炼出商业诚信和金融制度；在英国的崛起中提炼出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渐进改革和社会妥协；在法国的崛起中提炼出由文化影响力和独立外交姿态构成的国家软权力；在德国的崛起中提炼出崇尚教育，安定发展环境的可贵，还有民族和解的勇气；在日本的崛起中提炼出学习西方的热忱，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完美保持传统的努力；在俄国的崛起中提炼出国家主义在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合理性；在美国的崛起中提炼出国家不能分裂，最完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介入和国家调控，当然还要永葆自主创新能力等等。《大国崛起》成为当今中国主流话语的结晶体和集大成者，在纵论国家发展战略上显出“六经注我”的澎湃气魄，也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落下最新最好的注脚。

《大国崛起》在中国热播，突现了中国思想界和精英阶层的几个重大转变。1、不再崇尚法俄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传统，转而接受英美经验主义立场，理解事务发展需要过程，学会妥协，一切从实际出发；2、不再满足于在虚无的文化脂肪上搔痒，而是关注脚踏实地的制度建设；3、突破中西对立、古今之争、意识形态优劣之辩，把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创新科技、启蒙观念，尤其是经济制度和市场规则，看成全人类的财富，也视为中国转型和进步的法宝；4、不再热衷挑战世界秩序，不以打碎旧枷锁，建设新世界为荣，而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学会以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看待世界，为中国形成新体制、崛起为世界大国寻找合理的出发点。

其中，最后一条变化尤为重要。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精于从财税等经济体制入手来研究中国，其贡献在于提出，1、对国家进行数目字上的管理，是近代化的标志；2、以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在结构庞大、气势磅礴的历史长河中，很多骤看来不合理的事物，拼合前因后果，看来却仍合理。为此，他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一段漫长的连绵之路，而不是彼此分割的孤立阶段。比如，蒋介石时代改变上层阶级，催生民族工商业，为中国在1949年后发展工业化打下了基础，而中国倾全民族之力与强敌苦战八年，更打破4000年纪录，树立起民族自信；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建设尽管百难重生，但也为1978年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同样，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为90年代的经济起飞准备了精神后坐；批判性的激情主义《河殇》无疑也是包容性的理性主义《大国崛起》的前导。

《大国崛起》环顾世界历史500年，通过大影像展现了黄仁宇式的大视界。只有承认历史发展的合理性，才能心平气和地承上启下，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建设性心态为人类发展的高峰增加一米，而不是一味打碎瓶瓶罐罐，一切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