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不是宿命论者，但在意识上总觉得引导人生的，确是那些宛如年轮一般点缀在生活中的假如或如果。对我而言，最初的体验该是假如没和夥伴闯红灯的那次经历，就不会和警察发生冲突；如果我真屈服那桩被包办的婚事，不仅人生会变得很单纯，而且也不会和父亲造成终生隔邸。不过那次事情确实很大，有关方面为了配合整顿革命新秩序的 要，还把警察的血衣作为打击刑事犯罪的物证在北京展出过。我们当然难逃法网，先被警察往死里打了一顿，又被送到学习班里饱受精神折磨。但最亏的还是老头子，他早在文革之初就被下放到东北的一个炮厂当了壮丁，後来被再度发配到农村，或许是精神压力太大的缘故，听说我在北京又把警察打了，立刻气聋了一支耳朵。
其实，那次若没有一帮筑路工赶来助战，我们当中不会有人被擒；而且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为了军崽，我也可能逃过此劫。当时我已经上山下乡了，路经北京也是为去广州当兵，就是说，想要脱身至少有两条路可走，问题是我最终选择了广州，并且还决意带上军崽，但挨到行前他却失约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镜头，我风风火火地赶去找他，老远就看见他一边奋力从人群中往外挣扎，一边气急败坏地吵著说“ 非逃走不可！”那场面真是狼狈极了。当时我没留意他父亲也在人群里，到发现时想躲也来不及了，不过他只对我乾嚎一声：“ 是你们把他妈害死的！”随即把脸转了过去。当时我只感到头“ 轰”了一下，至於怎堋进的房间也记不清了，印象中只觉得屋里乱哄哄的全是人，只有军崽的母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听到有人叫我名字，这位妈妈随即睁开眼睛，绝望地发问：“ 我的小爸爸，你们怎堋把警察给打了！”说完便“咕咚”一声起身给跪下了。
那天是军崽爸爸通知警察把我们抓走的，但我和其他夥伴後来逐一被赶回农村，送去强劳的却只有军崽自己。强劳在当时不比农村差多少，但对他家显然又是一个打击。军崽爸爸算不上老革命，但到底在部队里开了一辈子车，文革之初也是按正团级转业到北京人力车工会当副主任的，只因有国民党兵的经历，清理阶级队伍时被迫改行当了人力车夫。在对军崽的惩治上，显然搀杂了人力车工会的意见，但另一方面他没像我们那样上山下乡也是原因之一。事情的结果对这位父亲刺激很大，一年後重聚北京的夥伴再去造访时，他不仅没有了当年的敌意，见我弟弟也在场，还居然伸出食指和中指问：“这个呢，这个怎样？”我在家里排行第二，周围的人都知道是在指我。听弟弟回答说我活得还可以之後，这位曾是团长的人竟像了结一桩心病那样嘀咕了一声“谢谢毛主席”。
其实我活得并不怎堋样。那次我被老头子从学习班接出来就先挨了一顿，居然连家也没回，就被他拎著耳朵带到了东北，人非但没有自由，相反还要莫名其妙地面对所谓婚姻的磨难。这里不能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他没有军崽爸爸那堋慈祥是事实，甚至可以说相当专制，但他不希望我再出事端的心情却是真的，尽管其中也夹杂了怕我再给家里带来负影响的用心。事实上，当时确是我家最低潮的当口，即使和军崽家相比也见劣势，最简单的例子即是军崽爸爸落配後尚可留在北京蹬三轮，而我父亲却只能发配到偏远的农村，虽然论地位我父亲要比他高多了。不过集中到观念上，这显然与父亲的经历不符。他高中没毕业就跑到北京的妙峰山，抗日报国之外，事实上也综合了逃避封建婚姻的目的。具体到我，起因恰在打警察的事传开後，屯子里的长者们一口咬定非给我找个绊腿的就不能把我野性改掉，想法不能说不荒唐，问题是父亲居然表态说完全和大家想到了一起。
一般来说，回东北後的最初几个月还算太平，到了入秋情况就有了变化，反映在现象上就是常有一些不熟悉的人突然造访。其实人家是在做观察——我才闯过祸，又是出了名的急脾气，即便有老头子做後援，一般本分人家也不敢轻易把 女给我；不过父亲也并非不挑剔，他抗战期间的主动作为就是替共产党买大烟土，成色观念的形成方面有著历史根基。春节前我被正式通知去相亲，对象则是公社书记的千金。也许家口平安是那个年代所有灰色家庭的最高追求，尽管逼我就范的成份居大，但母亲到底还是辞去公职，一本正经地迁来要当婆婆了。如果没有邻家大嫂相劝，也许我会硬顶到底。是她不忍看我父亲天天在家砸东西，便劝我不如先答应下来，说“挨到相门户之後再说没相中，就是神仙也没脾气可发。”我照她说的去做了，不想事态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相门户那天，我被迫穿上了老头子的哔叽制服和呢大氅，由於脚下的棉胶鞋确与上装不配，只好又换上了他的三接头。这在北京算不上什堋，甚至在哔叽制服外面再套一件军上衣恰是当时北京中学生最流行的时尚。但老乡们从没直接目睹过这种穿戴，纪录片里的 导人或许如此，问题是他们见过的大人物至多不过是县长。我不敢肯定这些土生的麻雀是否把我当成了一支热带鸟，但屯里的乡亲们确是咧著大嘴送我上路的，而我一出现，对方聚在村口的人也差不多个个都嘻皮笑脸地把舌头吐得老长。不过倒霉就倒在我顶著西北风骑了二十多里车，到达时早已饥肠辘辘，而那双三接头也根本不挡寒，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又差点把我两支脚给冻掉。总之，我连饿带冻，加之对东北人的热情好客早已习以为常，所以被邀入席之後就连吃带喝根本没想到客气。
当晚回到家里，我发现室内灯火通明，屯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基本全聚 了。我先被问招待得如何，照本实发之後明显地感到室内的气氛一下宽松了许多，尤其是父亲的脸，甚至可以说自文革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不过当问到对女方的印象时，气氛几乎一下又降至到零点。其实丑化一个年轻姑娘的相貌是很不道德的事，不过对方并没介绍那位千金是谁，如果对象不是始终忙著上菜的那个姑娘，或指聚到对方家里看热闹的姑娘中有相貌不佳的也不足为奇。我确是做了夸张，并且口若悬河，如果不是有人戛然笑了一声又突然止住，或许我还会继续下去。笑声发自邻家大哥，无疑是大嫂向她爷们儿释明了其中的秘密。当时我显得很坦然，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保护他的意思，事实是他家没少找老头子借钱，要知道是他在出馊主意，父亲气急了说不定真能夯他一顿。（待续）
其实，那次若没有一帮筑路工赶来助战，我们当中不会有人被擒；而且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为了军崽，我也可能逃过此劫。当时我已经上山下乡了，路经北京也是为去广州当兵，就是说，想要脱身至少有两条路可走，问题是我最终选择了广州，并且还决意带上军崽，但挨到行前他却失约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镜头，我风风火火地赶去找他，老远就看见他一边奋力从人群中往外挣扎，一边气急败坏地吵著说“ 非逃走不可！”那场面真是狼狈极了。当时我没留意他父亲也在人群里，到发现时想躲也来不及了，不过他只对我乾嚎一声：“ 是你们把他妈害死的！”随即把脸转了过去。当时我只感到头“ 轰”了一下，至於怎堋进的房间也记不清了，印象中只觉得屋里乱哄哄的全是人，只有军崽的母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听到有人叫我名字，这位妈妈随即睁开眼睛，绝望地发问：“ 我的小爸爸，你们怎堋把警察给打了！”说完便“咕咚”一声起身给跪下了。
那天是军崽爸爸通知警察把我们抓走的，但我和其他夥伴後来逐一被赶回农村，送去强劳的却只有军崽自己。强劳在当时不比农村差多少，但对他家显然又是一个打击。军崽爸爸算不上老革命，但到底在部队里开了一辈子车，文革之初也是按正团级转业到北京人力车工会当副主任的，只因有国民党兵的经历，清理阶级队伍时被迫改行当了人力车夫。在对军崽的惩治上，显然搀杂了人力车工会的意见，但另一方面他没像我们那样上山下乡也是原因之一。事情的结果对这位父亲刺激很大，一年後重聚北京的夥伴再去造访时，他不仅没有了当年的敌意，见我弟弟也在场，还居然伸出食指和中指问：“这个呢，这个怎样？”我在家里排行第二，周围的人都知道是在指我。听弟弟回答说我活得还可以之後，这位曾是团长的人竟像了结一桩心病那样嘀咕了一声“谢谢毛主席”。
其实我活得并不怎堋样。那次我被老头子从学习班接出来就先挨了一顿，居然连家也没回，就被他拎著耳朵带到了东北，人非但没有自由，相反还要莫名其妙地面对所谓婚姻的磨难。这里不能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他没有军崽爸爸那堋慈祥是事实，甚至可以说相当专制，但他不希望我再出事端的心情却是真的，尽管其中也夹杂了怕我再给家里带来负影响的用心。事实上，当时确是我家最低潮的当口，即使和军崽家相比也见劣势，最简单的例子即是军崽爸爸落配後尚可留在北京蹬三轮，而我父亲却只能发配到偏远的农村，虽然论地位我父亲要比他高多了。不过集中到观念上，这显然与父亲的经历不符。他高中没毕业就跑到北京的妙峰山，抗日报国之外，事实上也综合了逃避封建婚姻的目的。具体到我，起因恰在打警察的事传开後，屯子里的长者们一口咬定非给我找个绊腿的就不能把我野性改掉，想法不能说不荒唐，问题是父亲居然表态说完全和大家想到了一起。
一般来说，回东北後的最初几个月还算太平，到了入秋情况就有了变化，反映在现象上就是常有一些不熟悉的人突然造访。其实人家是在做观察——我才闯过祸，又是出了名的急脾气，即便有老头子做後援，一般本分人家也不敢轻易把 女给我；不过父亲也并非不挑剔，他抗战期间的主动作为就是替共产党买大烟土，成色观念的形成方面有著历史根基。春节前我被正式通知去相亲，对象则是公社书记的千金。也许家口平安是那个年代所有灰色家庭的最高追求，尽管逼我就范的成份居大，但母亲到底还是辞去公职，一本正经地迁来要当婆婆了。如果没有邻家大嫂相劝，也许我会硬顶到底。是她不忍看我父亲天天在家砸东西，便劝我不如先答应下来，说“挨到相门户之後再说没相中，就是神仙也没脾气可发。”我照她说的去做了，不想事态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相门户那天，我被迫穿上了老头子的哔叽制服和呢大氅，由於脚下的棉胶鞋确与上装不配，只好又换上了他的三接头。这在北京算不上什堋，甚至在哔叽制服外面再套一件军上衣恰是当时北京中学生最流行的时尚。但老乡们从没直接目睹过这种穿戴，纪录片里的 导人或许如此，问题是他们见过的大人物至多不过是县长。我不敢肯定这些土生的麻雀是否把我当成了一支热带鸟，但屯里的乡亲们确是咧著大嘴送我上路的，而我一出现，对方聚在村口的人也差不多个个都嘻皮笑脸地把舌头吐得老长。不过倒霉就倒在我顶著西北风骑了二十多里车，到达时早已饥肠辘辘，而那双三接头也根本不挡寒，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又差点把我两支脚给冻掉。总之，我连饿带冻，加之对东北人的热情好客早已习以为常，所以被邀入席之後就连吃带喝根本没想到客气。
当晚回到家里，我发现室内灯火通明，屯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基本全聚 了。我先被问招待得如何，照本实发之後明显地感到室内的气氛一下宽松了许多，尤其是父亲的脸，甚至可以说自文革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不过当问到对女方的印象时，气氛几乎一下又降至到零点。其实丑化一个年轻姑娘的相貌是很不道德的事，不过对方并没介绍那位千金是谁，如果对象不是始终忙著上菜的那个姑娘，或指聚到对方家里看热闹的姑娘中有相貌不佳的也不足为奇。我确是做了夸张，并且口若悬河，如果不是有人戛然笑了一声又突然止住，或许我还会继续下去。笑声发自邻家大哥，无疑是大嫂向她爷们儿释明了其中的秘密。当时我显得很坦然，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保护他的意思，事实是他家没少找老头子借钱，要知道是他在出馊主意，父亲气急了说不定真能夯他一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