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 著

　　我的祖母王兰英，1920年生于豫北一个名叫焦作的小城。我曾祖父在一个大煤窑当账房先生，家里的日子很过得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祖父认识了祖母的父亲，便许下了媒约。祖母十六岁那年，嫁到了焦作城南十里之外的杨庄，杨庄便成为我最详细的籍贯地址，也成为祖母最终的葬身之地。2002年11月，她病逝于此。我们一共四个兄弟姊妹，我是老末。因为命硬，又是个女的，这让重男轻女的祖母一直不喜欢我。祖母一生生育多次，但孩子大都夭折，最后只成活了我父亲一人。记得小时候她偶然会聊起祖父，从她的话语中我渐渐得知，祖父参加八路军后，已经升到了不低的级别。但在祖母前往部队探亲过一次后不久，祖父就阵亡了。因为是光荣烈属，建国后祖母当上了村里第一任妇女主任。但她很快就谢绝了，而是要求去人民公社大食堂做炊事员。祖母后来对我说：“那还不是为了让你爸爸能多吃二两。”祖母一切精打细算，把家里的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惹得街坊们总是感叹：“你奶奶是个仔细人哪。”这里所说的仔细，在我们方言中的含义就是“会过日子”，也略微带些形容某人过于吝啬的苛责。

　　祖母一直不喜欢我，我便不断地用各种方式蔑视她的存在和强调自己的存在，从而巩固自己得之不易的家庭地位。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焦作市中等师范学校。按我的本意，是想报考高中然后上大学的。但祖母不同意，她的理由是师范只需要读三年就能参加工作，而且生活费和学费全由国家补助。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要坚持上高中。但命运让我却很快接受了祖母的建议，因为我的父亲死了，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养活自己。父亲是患胃癌去世的，从他住院到去世，没有一个人告诉奶奶真相。祖母也保持著沉默，从来不提去医院看看。我们从医院回来，她也只字不问。父亲的遗体回家，在我们的哭声中，她始终躲著，不敢出来。等到入殓的时候，她才猛然掀开了西里间的门帘，叫了一声：“我的小胜啊□□”然后昏厥在地。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奶奶对父亲这个独子的感觉，那就是怕。他在她身边时，她怕自己养不好他。他不在她身边时，她怕整个世界亏待他……

　　我毕业后回到家乡小镇教书。这时大哥已经在县里一个重要局委担任副职，姐姐远嫁，二哥在郑州读财经大学，偌大的院子里，只有我、妈妈和祖母三个女人常住。母亲已经退休，信了基督教，整天在信徒和教堂之间忙碌。我则早出晚归，其实家里白天只有祖母一人。我看著她每天都在变老，但对我的刁难和苛刻却一刻也没有停过。由于我的工作状态一直不好，被发配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去教书。我正在为此事烦恼，却无意中得知，当时母亲让当官的大哥跑跑关系，把我分配到县上，是祖母阻拦了此事，非得要将我留在身边。我声音如铁地向她宣布：“我也是个白眼狼，我要去南方打工了，要永远地离开这里了。”……我一去三年没有回家，三年的江湖经历让我悟出，祖母一直是我的一面镜子，有她在我对面照著，我才心明眼亮。她一直是我的鞭子，有她在背上抽著，才让我不敢昏昏欲睡。祖母对我的苛责其实是在对待自己，人对自己当然是最不讲客气的了。三年后母亲去世了，我回来参加完葬礼后，便应聘做了某杂志驻河南记者站的记者，然后就隔三岔五地回杨庄看望祖母。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因为已有三个月身孕，而河南记者站又面临撤并，我便乾脆辞去工作，回到老家陪伴祖母。那是一段静谧的时光，两个女人坐在院子的枣树下，一边做著女红，一边说著或近或远的往事。当我的身子日益笨重起来，她怕我生产出什么意外，为了催我回去，只得同意到县城去跟哥哥同住。大哥和二哥为了公平，每家轮流照顾祖母一月。在我抽空去看她的时候，她总是说：“哪儿都不像自己的家，到哪家都是在串亲戚。”

　　这年春天，大哥和二哥同时犯事了：大哥渎职，二哥挪用公款炒股，一个被判了四年，另一个被判了三年。这样一来，祖母终于用不著轮著住了。我们将她送回了杨庄，统一口径对她说：“大哥和二哥出差了，很远的差，要很久才能回来。”她听了也不问，就如同父亲得病去世时一模一样。不久，祖母的脑瘤复发了，医生说已经无药可救，只能等死了。在祖母最后的日子里，一直是我和大姐陪在她身旁。那段时间里，她断断续续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让她们嫁了”。开始时我不明白她说的是谁，后来才知道她是以为大哥和二哥都死了，让两个嫂子重新嫁人。当我说他们只是犯了点错误，很快就会回来时，祖母终于安然地闭上了眼睛……

                      　　  (霁虹)

     　　 载于《收获》2008年第3期

                     　　沈强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