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北京）

　　最近，围绕奥运火炬接力及其在某些西方国家所遭遇的阻挠，国内舆论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重新站队的光景，让我们重温了2003年围绕伊战，知识界截然分为“反战派”与“挺战派”的思想大分化。而且，艺术家不惜亲自披挂上阵，登场表演的状况，令人蓦然回想起艺术为谁服务的老问题。90年代以降，改革开放的深化，很大程度上是以意识形态的淡化为标识的（所谓“不争论”），艺术为谁服务的大是大非，几乎已被艺术家忘到爪哇国去了，只恪守著拿艺术换银子的“底线共识”。

　　但这回事大了，中国艺术家宣布退出海外画展，以自己的行动对西方“敌对势力”说不。虽然画展本身并不等于银子，但至少意味著某种商机，而在国际艺术拍卖市场上最被看好的大腕、被称为中国前卫“F4”中3位艺术家的退出，著实让巴黎马约尔美术馆抓了瞎。对中国艺术家的“爱国行径”，喝彩、支持者有之，质疑、拍砖者亦有之。

　　先说后者。激烈者，指其为“愚昧又荒唐的义和团似的民族主义爱国秀”；理性者，质疑那种“没有政治风险系数和举国多数同意的爱国主义表态”的价值；而同为艺术家的黄永玉则认为，“艺术家应该和一般公众保持距离。”

　　那些支持艺术家的退出表态者，可以想像，基本上与抵制家乐福的人群是重合的，即有一定“愤青”情结的人。这派的集体立场，其实可以此次退展事件之“带头大哥”、著名前卫艺术家王广义的态度为代表：“我承认我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荣誉对我很重要”；“我希望我们国家强大，对世界具有足够的威慑力，然后再去对之朗诵浪漫诗篇，再去温良恭俭让，美国不就是这样的吗？看看美国人怎么对印第安人的。”

　　作为前卫艺术的拥趸，笔者一向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我们的艺术家。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王的表态无可厚非，他甚至有十足的权利去家乐福门前高呼口号，呼吁“抵制法货”。但是，一个艺术家，张口“国家主义者”，闭口“民族主义者”，总令人感到有些嗝应、刺激。德国杰出的女导演莱妮．李芬施塔尔、奥地利指挥大师赫伯特．冯．卡拉扬，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在努力淡化自己身上的“国家主义”色彩；即使睿智如海德格尔，也有意无意地对那段作为“国家主义者”而协力纳粹的不光彩历史闪烁其辞。因为他们知道，在战后欧洲民主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国家主义”是与社会的主流价值格格不入的。尤其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昭然于世的肯定不是其国族身份，恰恰相反，应当以艺术超越国族，乃至国境的存在。这也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战后欧洲的前卫主义艺术运动，无论英、法、德、意，都有相当的同构性、同质性的缘故。

　　同时，作为以艺术为志业的前卫艺术家，当始终对艺术的前卫性保持高度的敏感。所谓前卫，顾名思义，无非是领跑者，是艺术的先锋。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对当下社会，特别是人的存在状况提出问题，永远是前卫艺术的第一要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可不前卫，不前卫，毋宁死。我想，黄永玉话语中的“艺术家应该和一般公众保持距离”，也正是这个意思。

　　对于包括奥运、世博在内的国家盛宴，作为公民，感到由衷的自豪、高兴，乃至亢奋，自然不在话下。但作为前卫艺术家，则不可忘记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要以艺术的名义，对它提出问题。上个月，北京艺术家张念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了题为《等待》的个展。招贴海报是一个装置作品的巨幅摄影（《鸟巢下的蛋》）：尚处于施工状态的奥运“鸟巢”的前方，是积雪的广场。广场正中，一个橙黄鲜艳的蛋黄摊在雪地上，皑皑白雪看上去像荷包蛋的蛋青；同样的装置，也出现在刚落成的“巨蛋”——国家大剧院的广场上。蛋，不但依然是偏执的艺术家念兹在兹的主题，而且是戏剧性地诠释国家建构的宏大叙事的符号：鸟巢下的巨蛋，经过19年漫长的“等待”，彷佛第一次呈现破壳而出、成功孵化的生态信号；与此同时，圆润而脆弱的蛋的意象，彷佛又对巨大的威权构成了某种消解——从这里，我隐约感觉到前卫艺术家对当下的质问。

　　艺术家爱国，本无可厚非，但在目前“中国崛起”的语境下，似应慎言“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尤其应保持艺术与“爱国”的边界。照英国政治学者米纳格（Kenneth Minogue）的说法，真正的民族主义，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ofone’scountrythatisnottoberealized）。从这个意义出发，无论本土的前卫艺术，还是前卫艺术家，都还不到拿“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说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