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 纯

十多年前的一天，在报社记者的安排下，他第一次坐电车到我家附近，我们在车站咖啡馆慢条斯理地喝著饮料。初次见面的我字斟句酌地提出问题，真怕单刀直入会刺激他的隐痛。那时他已经成为出了名的新闻人物，日本华人报纸和电视台将他在日本非法打工赚钱的事炒作得沸沸扬扬，然而多数人都很同情他。他两手空空跑到日本来读日本语学校，没想到学校坐落在偏僻的北海道东部，阿寒湖四周几无人烟，冬季连鸟兽都不易生存。于是他和同学合夥实现大逃亡，拼死走出了雪地，直奔东京，开始了非法居留的生活。他希望依靠自己打工积攒下一些钱，供上海的女儿到美国读书。这样的梦想驱使他咬紧牙关、忍受了日本人不可想像的长年累月的血汗付出。平时勤俭节约，谨防警察查处黑户口，因此他行踪不定，每至深夜拖著疲倦的脚步回到木造小屋，顾盼左右，孑然一身，感到人生好不孤独。有一位华人制片人注意到这个典型人物，开始长期追踪他的生活轨迹，于是他陷入了双重压力，几乎是无可奈何。这时候却接到了我要单独采访的要求。

桌上的一杯红酒喝到一半时，潮红起脸来的我和他打开了话闸子。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没有完整的学历，又同是上海老乡，备尝自费留学的艰辛。我也抚养一女，寄托很大希望。中国人的望子成龙，似乎是最起码的人性和道德。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来到日本这个异邦国家，却发现相当多的男人不管结婚还是离婚，居然有不肯负担瞻养父母或幼子义务的，单亲家庭正在急剧增加，因此带来不少社会问题。而有些华人的传统观念也明显受到冲击和瓦解，自顾自地让另一半来承担，将对方逼上梁山。我能理解面前的他，要承受比我大得多的压力，在他平静而缓慢的语调里，我被许多微小而平凡的细节感动，甚至禁不住泪水盈眶，思绪起伏。最后我轻轻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他突然细眯起眼睛，脸上现出茫然的表情，一个巨大的数字背后，无法准确计算出年月日来。一霎间，我感到心痛，只能暗地祷告，但愿他们一家人能实现梦想。

红酒的酒精作用打开了思路，我想起在泡沫时代的银座俱乐部，见过一位性格豪爽的陪酒女郎，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喝酒客人常围著她，由她逗笑不止。我因上班公司有社交任务，常跟随上司进出这家俱乐部，自然跟这女郎厮混得很熟。不料有一天我们在俱乐部和客户一起喝酒，那女人迟迟不肯出来，据说她生父从来没有抚养过她，却坐在边上等著见她，明显是来讨钱的。女郎哭得死去活来，说自己母亲至死都没说过父亲一句不是，可父亲的良心都给狗吃了。自己很没面子。

我两眼直盯著他，如果我写小说，就会有这样的虚构情节，两种人物的命运交叠在一起。我看见一条红手帕覆盖在上面，突然飘了起来……，血缘关系可以冷漠到毫不相干吗？人性之凹凸也会反照社会的冷暖。

他走了，我记住了一身灰色衣服的背影，直到我写出了中篇小说《茉莉小姐的红手帕》，在上海和北美以及台湾的杂志报纸上轮流发表，还获得了台湾的文艺著作创作佳作奖。我从没忘记过他，却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女儿终于长大了，翅膀一硬就飞出去了。有一日我在电视人物追踪节目中再次见到他，他女儿已考上美国的大学，特地和母亲一起飞来日本看望自己的父亲。观众的眼泪几乎流成了一条河，因为他仍背著非法的黑户口身份，不得不隔开一段距离目送女儿离开成田国际机场飞往美国成就梦想。我心里大叫，老丁啊，这下你可以体面地回上海老家了。可是这一家人又缺少了一个成员，这就是命运在开人的玩笑。

整整十年之后，由东洋镜的一位朋友提供线索，我们终于有机会在上海的一家星巴克边喝咖啡边聊天。人生就像咖啡的味道，又苦又甜，还带涩味。老丁的脸上爬上了皱纹，我的两鬓也添些许白发。我们的孩子都在美国独立生活，而且是在同一座城市。不同的是老丁的女儿获得美国医生执照后已经结婚，建立了美好的新家庭。我又两眼直盯著他，老丁不喝酒，不抽烟，常骑著自行车从遥远的城市边缘到市区中心去见朋友。他开朗健康，有一个贤淑妻子厮守身边。过著小康实惠的日子。现在他说他要写文章，就是写过去发生的事。他很怀旧，对日本的记忆真是刻骨铭心，看到我送给他的日本小礼物非常高兴。他从不说哪些人或哪些事令他怎样痛苦和耿耿于怀，心地善良的人日子总是好过的。我想起一位有争议的风烛老人挥毫写下人生忠言：“荣辱事过皆为梦，喜忧心平便是禅。”但我用不著告诉他这些，因为在他的背影里，曾经刻上的自卑感和小心谨慎，都已不翼而飞，回忆和淡然处世充实了他的生活，晚年拥有儿女情长的天伦之乐，又不愁口袋没钱，老丁满足矣。

（注：“老丁”即丁尚彪也，五月黄金周往返上海，相见之下笑指沧桑，有感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