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祖国

　　近期，有关中国经济是否有过热苗头的判断再次成为中外经济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事情的起因是，国家统计局在4月20日发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初步核算数据，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3313亿元，同比增长10.2%，略快于去年同期的9.9%的增长速度。同时，其它的数据也体现出两大鲜明的特徵，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驾马车拉动；二是宏观经济在结构方面显现出一些过热的特徵，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信贷规模的增长异常强劲。比如，第一季度信贷额的增长大大超出预期，3个月里人民币的贷款额增加了1.26万亿元，同比多增加了5193亿元，今年全年的信贷目标仅是2.5万亿元。信贷额的快速增加显然是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著明显的互为促进的因果关系，信贷的快速增长，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投资与公共投资的高速增长，因此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结构性过热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在4月24日也发布了《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6年春季报告》，预测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为20%，规模将达到107880亿元，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GDP增长率将达到9.6%左右。报告称，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将继续比上年有所降低，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将进一步上升。
　　对于上述统计数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10.2%的GDP增速明显是过热了，因为“十一五”规划中的GDP年增长率是7.5%，这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增速，即使超过规划的目标增长速度，也应该控制在9%左右，否则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将得不到保证。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更对结构性过热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发展改革委员会）在4月24日召开了一季度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对一季度的经济整体形势作了“定性”的回答。国家发改委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具体执行部门，它是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增长数据之后，第一个对经济增长表态的部门，明确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是当前经济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日还公布了铁合金、焦化、水泥3个行业的调控目标。
　　在全国“过热”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发改委的表态却与众有些不同，这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方面，2006年才经过一个季度，仅仅根据第一季度的数据就得出“经济全面过热”的结论，未免影响太大，范围太广。另一方面，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很多地方都有大批的项目上马，其中有很多是国家支持的项目，如果对“经济过热”一概而论就会间接对国家扶持的项目产生影响。由于不是定性为经济全面过热，只是部分地区或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所以首先必须对已经明显的过剩行业“开刀”，发改委的调控措施是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力度，新上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除了煤炭、水泥、铝、铁合金、焦炭等行业外，将陆续出台其它行业加快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
　　中国在进行结构性宏观调控的时候，除了行政性的限制措施以外，还需要具体分析出现投资过热与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其原因既有增长方式和结构方面的问题，也有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在进行宏观调控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时，应该注意如何解决投资过热与产生产能过剩问题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有：第一，在解决供给方面造成产能过剩问题的同时，也要注意从需求方面创造解决和防止出现这一问题的条件。第二，坚持不懈地深化改革，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体制上防止出现产能过剩。第三，要重视投资过热与产能过剩同地方利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问题，许多行业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是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投资决策机制的不合理造成的。有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政绩，盲目拉动地方GDP增长率，一些新上任政府官员唯投资项目为先，只招商不安商，大搞“项目运动”，脱离了市场的全局观和发展观；而一些银行和企业往往只听地方政府的话，放贷、投资建厂，单纯认为有贷款才有利息，投资一定有回报。实则不然，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决定了很多投资是要失败的，是没有回报的，当地方政府支持的产品项目已经严重过剩时，方大呼后悔。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很多人大代表和经济学家普遍提出2006年在很多领域会出现投资过热与产能过剩的观点，并予以质疑批评。因为一轮经济过热后，社会总要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国家是迟早要埋单的。投资过热与产能过剩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市场和产品价格竞争激烈、银行呆坏账大增，从而直接影响到社会就业水平，甚至带来更多国际贸易纠纷，最终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投资过热会带来产能过剩，与产能过剩相伴而生的是，企业的效益大幅度下滑，亏损企业不断增加。比如，钢铁行业前10个月产成品库存增长49%，利润增幅仅11.2%，同比回落52.2个百分点。水泥行业利润同比下降60.6%。汽车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6.7%，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86.2%。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是加剧失业，使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同时增加了一般人就业难度。产能过剩引发企业利润下降，而更多非公有制企业将来承担这块成本，这些企业势必要通过减员来吸收消化这块成本负担。据统计，中国新增就业岗位的80%以上来自非公有制企业。一旦减员，甚至只要不再吸纳新的劳动力，就会使整个失业人口急剧增加。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1996年，出现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失业高峰。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当年底城镇的登记失业人口是530万，失业率为2.98%，仅比上年提高0.08个百分点。但事实上，当年仅下岗职工就接近800万，当年失业人口约1300万，失业率接近8%，比上年翻一番还不止。造成当时失业人口急剧增加的原因是，1996年正好处于上一轮经济增长高位回落期，前几年经济高涨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高产能开始大量释放，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企业利润大幅下降，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到历史最低点，全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与上年相比增长了27.6倍。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与上次失业高峰爆发前有不少类似之处，都是刚从经济高点开始回落，都面临著前期形成的高产能开始释放的局面，因此产能的过剩也有可能引发失业的增加。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未雨绸缪，对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问题进行调控，应该说是必要的和及时的，采取的措施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比如，中国虽然投资存在过热，但是消费反而有些过冷，这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变化上可以反映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4月28日央行的货币政策运用是仅仅提高贷款利率，而对存款利率不作调整。这是因为提高贷款利率可以抑制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但如果同步提高存款利率会导致消费进一步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