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柠
（独立撰稿人）
去年10月17日，小泉在其首相任内，第5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致使中国迅速反弹。与此同时，围绕东海油气田的开发，两国在水面下的角力进入了新一轮博弈，有些问题随时可能浮出水面，成为冲突的导火索。
中日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龃龉丛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寒流，迄今未能找到问题解决的出口，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随着冷战时代维系双边关系的共同利益渐行渐远，横亘于两国中间的一系列矛盾日益表面化，而在这些凸显的矛盾之下，则是双方各自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民族、民粹主义潜流，使一些原本就属于根本性、结构性的矛盾，在某种颠覆性的能量的驱动下，逐渐做大并聚集在一起，就像淤积的泥沙阻塞了河道一样，妨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对两国关系中的种种矛盾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有两类矛盾构成了双方政治关系的“瓶颈”：一类是诸如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和教科书等涉及各自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这类问题虽多带有原则性，难以调和，但在当今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赤裸裸的利益角逐中，基本属于“大而无当”的“务虚”性话题，双方政治家拿它来说事，无非是摆出顺应舆论、“民意”姿态的拉选票、提高支持率之举，其实在心底里未必把它太当回事；另一类问题则是根本性的，关涉各自的地缘、战略利益，绝对“容不得沙子”。譬如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时下愈演愈烈的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
东海问题，形式上为两国能源争夺，实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缘政治问题。无论中日双方各自的经济学者和资源调查机构对它的理论储量做出多么诱人的评估，其可开采份额肯定会大打折扣自不在话下，以中国对能源需求直线攀升的态势，恐怕再有十个八个东海油气田也难以填补这个巨大的无底洞。更不必说，昂贵的开采和运输成本，双方甚至不惜动用驱逐舰（中方）和P-3C反潜巡逻机（日方）来为开发活动保驾护航，在经济上究竟能有多大的效益，也未尝不是一个疑问。况且，无论是作为传统能源进口国的日本，还是早已实现了从石油出口国向进口国“转型”的中国，恐怕谁都无法否认，解决能源问题的最有效、最安全的途径依然是国际自由贸易。
然而，东海油气田，紧挨着日本拼命主张、而中国始终拒绝承认的“中间线”，它像一只打在海里的楔子，可从最近的距离“链接”钓鱼岛和台湾，不仅挑战了近年来被日美安保一再强化的日本西南端防卫，更构成了中国新型潜艇部队全面突破“第一岛链”，走向“蓝色海洋”（远洋），从而使中国海军成为“蓝色海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对此，日本深感恐惧，多有防范。尤其是从去年11月，发生中国核潜“误闯”日本领海事件以来，日方明显加快了有对抗性措施的出台步伐：从要求中方公开有关开采数据，到立法允许其民间企业前往开发；从授权“帝国石油公司”试开采，到把东海几个著名油田从冠名上“一太郎”化（如称“春晓”为“白桦”、称“天外天”为“?”、“断桥”为“楠”等……不一而足。
中方已承诺“共同开发”。事实证明，这个最初令日方嗤之以鼻的方案确实是目前惟一具可操作性的方案。好汉不吃眼前亏，毕竟，与其看着自己一侧的油气被“吸”干、运走，不如赶快端起碗来分羹──日本在一度拒斥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共同开发”的轨道，并提出了在“中间线”的两侧划定共同开发海域的主张。
可是，好不容易统一到“共同开发”大原则下的中日双方，具体到划定开发海域问题上时，又开始自说自话，分歧之大，殊难弥合。对中国来说，已先行开发的“春晓”、“天外天”等油田，位于“中间线”的中方一侧，属于“没有主权争议的近海”，当然不愿成为共同开发的对象，主张在“中间线”以东（日本一侧）划界；而日本方面则死咬住所谓“中间线”原则，坚持将本来就不具“合法性”的“中间线”以西（中国一侧）的已开发油田一并纳入到共同开发的范畴。
也许两国都认识到，基于目前中日关系现状和东亚地区形势下东海划界的不现实性，所以在东海问题磋商中，不约而同地将“共同开发不影响日后的划界谈判”作为共识，从而规避了“寅吃卯粮”及由此可能受到各自国内反对舆论指责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应汲取四分之一世纪前，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搁置原则”（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教训，万勿以所谓“原则”自欺欺人，成为名曰“搁置”，实为“不作为”的绥靖主义外交的借口。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围绕东海油田开发问题的两国舆论中，有种声音分贝越来越高，即所谓“两国必有一战”论。毋庸置疑，这种声音分别来自双方社会中的极端民族主义集团。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媒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刻意放大了东海油田从储量、规模，到纷争、摩擦的程度，朝一个危险的方向诱导并强化了各自国民的视听，乃至出现了上述完全背离现实的不谐和音。对此，两国都有学界、传媒人士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一个最基本的现实（也是常识）是，无论中、日，均难以承受“一战”的代价；换句话说，一场战争，将葬送两个国家改革的全部成果。
因此，将问题的实质还原为其本来的性状、形态，排除情感升温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就事论事，为外交努力谋求最大的回旋空间，才是解决中日东海争端的惟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