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时报
东京——奥村彩加(Ayaka Okumura)刚怀上身孕就开始担心能不能保住那份管理工作了。而仅仅一代人之前，这样的工作还是女性无法企及的。因为那时的日本女性通常只能担任没有前途的“办公室女职员”的职位：沏茶、接待访客。
比起众多对“一切兼顾”不抱希望的美国女性，奥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重要的优势。日本政府资助全国各地数千家日托中心，为各收入阶层的家庭提供服务，它还要求护理人员必须通过严格的幼儿护理和教育的考试，这通常需要经过两年的专业学习。
但是，公共日托体系的质量问题，以及随着更多女性步入职场，日托中心名额愈加不足，造成了许多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女性们越来越急切，被迫每年加入一场日托中心名额的竞争。竞争极其激烈，日语里被称为“保活”(hokatsu)，很多人说，这甚至超过了大学毕业后的求职竞争，而后者向来以充满压力著称。
如今，筋疲力竭的奥村在“保活”大战中已经算是身经百战了。几个月里，当时30岁的这位准妈妈拖着越来越重的身子，奔波于一个又一个日托中心之间，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她利用有限的、从工作中抽出的时间，在一份份等候名单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其中一些名单上的人数早就超过了200人。
等到她去年晚些时候生下女儿绫音(Ayane)时，她已经去过东京44处日托中心了，她计划中最后一次去看日托中心是她的预产期当天，但是当她开始出现宫缩后，取消了计划。
一天，当她从一座置于两座高楼间的日托中心走出时说道，“我要疯了。为什么找日托中心会这么难？”
在迅速老龄化的日本，不仅是家长们承受着这样的巨大压力，一些政府官员也开始将日托中心名额的短缺称为一场危机。他们说，这场危机会迫使一大批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离开职场，而她们的收入本可以帮助提振国内消费。他们认为这将损害日本重振低迷经济的种种努力。
专家们说，更令人不安的是，日托中心名额的短缺，特别是价格较低的公立幼儿园名额的短缺，可能会使得更多女性确信，她们应该放弃养育超过一个孩子的念头，或者根本不要孩子了，这将进一步打击这个国家的出生率。日本已经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然而，日本的公共债务已经是它经济规模的两倍多，公共开支也集中用于日渐庞大的老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托的问题很难得到迅速解决。
妇女权益倡导人士称，这一问题的根本是，上班族母亲如今面临两重困难：对她们不利的新的人口趋势，以及认为女性应该在家带孩子的传统偏见。
齐藤真里子(Mariko Saito)在一家东京的医药公司工作，积极呼吁增加日托设施。她说，“人们会问我：你的工作有那么重要吗，非得把你的孩子放到幼托中心？你为什么如此自我中心？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而工作。和我的丈夫一样，我是为了负担这个家庭而工作。”
当日本在二战后建立起它的现代日托中心体系时，政府认为，这一体系将服务于没有其他地方送孩子的人们，如单亲母亲。
然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年轻男性发现，要找到一份稳定、高收入的工作更难了。挺身而出的妻子们，或者那些厌倦了低端工作的女性，开始突破职场限制，找到了一些她们怀孕后也不情愿舍弃的工作。
但与很多美国女性不同的是，日本的年轻妈妈几乎没有多少选择，除非她们的父母能够伸出援手。由于移民的难度非常大，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外籍保姆。
因此，她们只能求助于政府资助的幼托中心。由于总体需求大，全国的等候人数已超过2.5万。政府估计，各种日托中心的等待人数加起来会再多几万，但很多家庭已经放弃等待。
越来越多的家庭尝试进入不受政府资助的私立日托中心，但它们的费用可能是公立日托中心的两倍，而有时看护服务的水平却更低。但在日本的城市，甚至连私立日托中心都已经爆满，令人绝望。
一些家庭急于进入公立日托中心，他们不惜完全改变生活，搬到一些众所周知的排队人数较少的城区。奥村寻求“保活”之路和很多人相似。
首先，她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像很多政府一样，他们也实行一种计分评级系统，尽量确保每个孩子在进入政府资助的日托中心时，都享有公平的机会。
由于她和丈夫都从事全职工作，他们得到了非常高的起评分——40分。单亲家庭及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家庭会得到额外的六分，但奥村家至少没有丢分。能够照料绫音的祖父母住在附近，本来会是一个不利因素。
奥村家所在的品川区位于东京海滨，该区的官员告诉他们，他们的机会渺茫。
于是奥村就开始穿梭于市里的私立日托中心，走过一排排放置小鞋（在门口脱鞋）的隔间、一堆堆午睡的拉绒蒲团及成群的儿童。（奥村几乎都是独自一人前往这些地方，因为她丈夫的工作非常忙。）如果公立日托中心拒绝她的申请，她计划回到这些私立托儿所。赢得公立托儿所入学资格的幸运者会退出私立托儿所的申请，而剩下来的焦急的母亲们则会积极争取这些空出来的名额，奥村也准备着加入这场年度竞争。
新任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承诺会开设新的日托中心，但考虑到日本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及他们的参政积极性，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晋三能兑现多少承诺。据一个政府下属的研究组织透露，在日本，将近70%的社会福利开支投向65岁及以上的老人，用于儿童及家庭方面的不到4%。
“这已经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几家托儿所的创办人驹崎弘树(Hiroki Komazaki)说。“如果我们不为后代投资，我们必然会迎来一个老龄社会。”
在东京世田谷区近期举行的市议会会议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政策偏向，该区是这个国家日托中心排队人数最多的行政区之一。在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成人纸尿裤的发放问题后，会议转到日托中心这个话题上，但之后并没有决定采取任何行动，这让观众席里关心该问题的母亲们非常失望。
最终，精疲力尽的奥村终于走运了，她最近赢得了进入众人羡慕的一所公立日托中心的名额。但她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结果的心理准备。
“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与女儿在一起，”她说。“我有太多担心，也已经疲惫不堪。”
东京——奥村彩加(Ayaka Okumura)刚怀上身孕就开始担心能不能保住那份管理工作了。而仅仅一代人之前，这样的工作还是女性无法企及的。因为那时的日本女性通常只能担任没有前途的“办公室女职员”的职位：沏茶、接待访客。
比起众多对“一切兼顾”不抱希望的美国女性，奥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重要的优势。日本政府资助全国各地数千家日托中心，为各收入阶层的家庭提供服务，它还要求护理人员必须通过严格的幼儿护理和教育的考试，这通常需要经过两年的专业学习。
但是，公共日托体系的质量问题，以及随着更多女性步入职场，日托中心名额愈加不足，造成了许多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女性们越来越急切，被迫每年加入一场日托中心名额的竞争。竞争极其激烈，日语里被称为“保活”(hokatsu)，很多人说，这甚至超过了大学毕业后的求职竞争，而后者向来以充满压力著称。
如今，筋疲力竭的奥村在“保活”大战中已经算是身经百战了。几个月里，当时30岁的这位准妈妈拖着越来越重的身子，奔波于一个又一个日托中心之间，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她利用有限的、从工作中抽出的时间，在一份份等候名单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其中一些名单上的人数早就超过了200人。
等到她去年晚些时候生下女儿绫音(Ayane)时，她已经去过东京44处日托中心了，她计划中最后一次去看日托中心是她的预产期当天，但是当她开始出现宫缩后，取消了计划。
一天，当她从一座置于两座高楼间的日托中心走出时说道，“我要疯了。为什么找日托中心会这么难？”
在迅速老龄化的日本，不仅是家长们承受着这样的巨大压力，一些政府官员也开始将日托中心名额的短缺称为一场危机。他们说，这场危机会迫使一大批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离开职场，而她们的收入本可以帮助提振国内消费。他们认为这将损害日本重振低迷经济的种种努力。
专家们说，更令人不安的是，日托中心名额的短缺，特别是价格较低的公立幼儿园名额的短缺，可能会使得更多女性确信，她们应该放弃养育超过一个孩子的念头，或者根本不要孩子了，这将进一步打击这个国家的出生率。日本已经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然而，日本的公共债务已经是它经济规模的两倍多，公共开支也集中用于日渐庞大的老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托的问题很难得到迅速解决。
妇女权益倡导人士称，这一问题的根本是，上班族母亲如今面临两重困难：对她们不利的新的人口趋势，以及认为女性应该在家带孩子的传统偏见。
齐藤真里子(Mariko Saito)在一家东京的医药公司工作，积极呼吁增加日托设施。她说，“人们会问我：你的工作有那么重要吗，非得把你的孩子放到幼托中心？你为什么如此自我中心？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而工作。和我的丈夫一样，我是为了负担这个家庭而工作。”
当日本在二战后建立起它的现代日托中心体系时，政府认为，这一体系将服务于没有其他地方送孩子的人们，如单亲母亲。
然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年轻男性发现，要找到一份稳定、高收入的工作更难了。挺身而出的妻子们，或者那些厌倦了低端工作的女性，开始突破职场限制，找到了一些她们怀孕后也不情愿舍弃的工作。
但与很多美国女性不同的是，日本的年轻妈妈几乎没有多少选择，除非她们的父母能够伸出援手。由于移民的难度非常大，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外籍保姆。
因此，她们只能求助于政府资助的幼托中心。由于总体需求大，全国的等候人数已超过2.5万。政府估计，各种日托中心的等待人数加起来会再多几万，但很多家庭已经放弃等待。
越来越多的家庭尝试进入不受政府资助的私立日托中心，但它们的费用可能是公立日托中心的两倍，而有时看护服务的水平却更低。但在日本的城市，甚至连私立日托中心都已经爆满，令人绝望。
一些家庭急于进入公立日托中心，他们不惜完全改变生活，搬到一些众所周知的排队人数较少的城区。奥村寻求“保活”之路和很多人相似。
首先，她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像很多政府一样，他们也实行一种计分评级系统，尽量确保每个孩子在进入政府资助的日托中心时，都享有公平的机会。
由于她和丈夫都从事全职工作，他们得到了非常高的起评分——40分。单亲家庭及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家庭会得到额外的六分，但奥村家至少没有丢分。能够照料绫音的祖父母住在附近，本来会是一个不利因素。
奥村家所在的品川区位于东京海滨，该区的官员告诉他们，他们的机会渺茫。
于是奥村就开始穿梭于市里的私立日托中心，走过一排排放置小鞋（在门口脱鞋）的隔间、一堆堆午睡的拉绒蒲团及成群的儿童。（奥村几乎都是独自一人前往这些地方，因为她丈夫的工作非常忙。）如果公立日托中心拒绝她的申请，她计划回到这些私立托儿所。赢得公立托儿所入学资格的幸运者会退出私立托儿所的申请，而剩下来的焦急的母亲们则会积极争取这些空出来的名额，奥村也准备着加入这场年度竞争。
新任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承诺会开设新的日托中心，但考虑到日本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及他们的参政积极性，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晋三能兑现多少承诺。据一个政府下属的研究组织透露，在日本，将近70%的社会福利开支投向65岁及以上的老人，用于儿童及家庭方面的不到4%。
“这已经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几家托儿所的创办人驹崎弘树(Hiroki Komazaki)说。“如果我们不为后代投资，我们必然会迎来一个老龄社会。”
在东京世田谷区近期举行的市议会会议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政策偏向，该区是这个国家日托中心排队人数最多的行政区之一。在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成人纸尿裤的发放问题后，会议转到日托中心这个话题上，但之后并没有决定采取任何行动，这让观众席里关心该问题的母亲们非常失望。
最终，精疲力尽的奥村终于走运了，她最近赢得了进入众人羡慕的一所公立日托中心的名额。但她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结果的心理准备。
“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与女儿在一起，”她说。“我有太多担心，也已经疲惫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