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石

日本是个强调集团性的社会，无论日本还是外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日本文化时都不忘记指出日本“群体文化”的特点。

从文化人类学上讲，日本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稻作文化”的特徵决定了古代日本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牢固的较大的共同体结构。水田作业需要治水，建立井堰水路和庞大的蓄水池，这不仅是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仅仅依靠较小共同体也难以完成。在日本，经常是许多村落完成一个用水系统，因此，只有集团甚至较大的集团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这决定了日本人对“群”的巨大的依赖性。这种牢固的群体结构，构成日本源远流长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是一种个人难以独立、缺乏个性与自我意识的“纽带文化”，这种“纽带文化”的特点，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日本文化人类学者中根千枝说，可以明确地说：所属单位，也就是所谓“公司”、“大学”这个框框，在集团构成、集团确认中承担著重大的社会性的意义，而个人本身的资格，只是第二位的东西。

恩布里于1939年出版的《须惠村》和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是日本以外的外国人研究日本文化的奠基之作。在他们所展示的日本人的行为模式中有著很多共同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都是“集团主义模式”。

“群体文化”有它非常强韧的一面，日本人“以群为美”。如日本人对樱花情有独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在赞美樱花时会赞美“一朵樱花”，樱花的美在于它如云如潮的聚会与连绵不断，众花云集，时而如百川归海，时而如飞瀑倒挂，就是零落凋残，一片一片的花瓣也相依相连，铺就绵绵不断的花的甬路……无论开还是落都显示出惊人的群体性和协调性。

这种具有高度协调性的群体性，正是日本人一旦结成群体，就会显现出强大力量的秘密。特别尊重“序列”的“纵式社会”的构成方式，使日本的集团行动起来时少有个性的龃龉和摩擦，固定的身份意识像机器中不同而又能精密相互咬合的齿轮，使日本的集团高效率地遂行其目标。日本过去依靠具有高度协调性的群体性打败了在经济上比它强大得多的俄国，在战后的工业化过程中，也依靠这种群体性，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但是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最强的东西也有其“阿基里斯跟腱”，“群体文化”最大的弱点就是个人难以独立，过分依靠全体，难以承担责任。

日本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在他的著作《小泽主义》中指出：美国的观光胜地大峡谷的断崖深1200米，如果从断崖上掉下去肯定摔死，但是美国在大峡谷的断崖上没有设栅栏，也没有提示危险的牌子等，更没有广播提醒人们注意，而且每年都会有几名不幸的游客从那上面摔下去丧生，但是美国仍没有设栅栏，要是在日本，只要有一个人摔下去，日本媒体就会甚嚣尘上地指责管理公园的公共机构，致使风光明媚的胜地围上刹风景的栅栏，树起写著血红的“警告”字样的牌子。

这里明显表现出日本与美国的不同，日本就是在休假和娱乐这样十分私人的行动中，也谋求“上面的保护”，如果出了事故，就会反射性地指责“政府干吗了？”；而在美国基本上是“自己的安全由自己来负责任”，当然，当自己能力无法保护自己时政府会介入，但是基本上是“自我管理”。

的确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往往对自己的能力不敢确认，就是在体育比赛中得胜、得奖，他们也往往要首先感谢周围的人，感谢教练，感谢家庭，感谢声援的观众，感谢冥冥上苍……他们常说：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支持我的人我才有今天，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这固然是一种谦虚美德，同时这种感谢中也包含著真实和真理。

但是这种美德如果走向极端也会出现完全相反的东西，如日本最近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那些被害人和加害者之间没有任何仇恨，甚至根本不相识，而在加害者被捕后，他们往往供述说，他们杀人只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好，不顺利，而受害的对象不管是谁都可以。那么是否可以说，他们生活在难以认识自己的责任和力量的群体中，也难以认识自己过得不好往往责任在自身这一现代个人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原理，像他们取得成绩时往往要将其原因归结于集团和群体一样，他们也会延用这种思维方式，在他们不幸时把不幸的原因归结于集团、社会，因此他们的报复也不会针对特定的个人，这是难以从群体中独立出来的个人浓重的依赖心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