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日本词，我喜欢望文生义，有一种似是而非的乐趣，例如“风来坊”。

　“坊”，本来指僧房，引申为僧侣，转而昵称男孩子，因为光头像和尚，进而缀在表示人的状态的词语后，就指那个人。而“风来”，就是我们说的随风而来，随风而去。江户时代有个叫平贺源内的，是本草学家，笔名“风来山人”，写过《风来六部集》，其中有《放屁论》。“风来坊”翻译过来就是流浪汉、漂泊者，放浪形骸，浪迹天涯。

　　漂泊不是旅游。

　　旅游，远游也好，漫游也好，只是暂时或长期离开居所，而漂泊没有定居之所。世界之于人类，分为故乡与异乡，定居与漂泊是两极。定居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形态，相对而言，浮萍般的漂泊不正常，非日常。文人自古喜欢说漂泊，但真正实行者不多，似乎也限于出家人，美称为云游。李白“仗剑行天涯”，终归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属于修学，充其量为修身养性。孔子说自己的主义得不到实行，他将“乘桴浮于海”，那就是漂泊吧，说这话不仅需要大决心，看来也具有威慑力。漂泊是脱出体制，甚而对体制是反抗与破坏。自从一个原始人离群索居，人类便初具了个体观念、自由意识，但发展到今天，心理上本能上早已是畏惧漂泊的了，于是给漂泊赋予越来越多的诗意。或如日本哲学家三木清所言，“人生是向未知的漂泊”，或乾脆说，从生到死就是生命的漂泊。

　　那么，那位寅次郎呢，他的那种活法算旅游呢，还是算漂泊？

　　他是有家可归的，有人惦记他，他也牵挂家人。山田洋次执导的电影《男人真命苦》计四十八部，每一部都是寅次郎的归来与出走，但回家是暂时的，寝食不安，不得安生，不能常住。他总在追求爱，却得不到结果，因为爱的结果是结婚成家，那要以定居为条件。对于走江湖的寅次郎来说，回家是他下一次出发的起点，好似鱼儿倏然跳出水面，回家只是对他生为旅人的确认罢了。这样的行旅正是日本式漂泊的典型。寅次郎的形象之所以受日本人热爱，通说是因为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他抵抗潮流，破坏既成的价值及秩序、规矩，可是，据说连昭和天皇都爱看，这话就有点说不通。我想，或许是因为日本人骨子里具有漂泊性，高山流水，冥冥之中有一种认同。

　　漂泊性植根于《古事记》等记载的神话传说中，《伊势物语》里找得到背井离乡的漂泊者原型，而《源氏物语》当中已出现人生与漂泊相关的中世漂泊思想的萌芽。中世漂泊者的观念与行动在漂泊思想史上达至巅峰，代表人物是西行和芭蕉。西行活了七十多岁，出行的岁月总计不过才三年，但他的形象却是毕生不离笠与杖，这就是漂泊精神的形象。西行生于乱世，漂泊或许有其必然性，而芭蕉生活在泰平之世，置身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外，行旅一生的动力就完全是内心的不安，精神上无以为家。这样的漂泊不是指居无定所的生活现象，而是精神状态，往往是一种反时代、反处境乃至反自我的精神状态。

　　从故乡流离，没著没落地漂泊，抑或四处漂泊，期望著归乡，或寻求新的定居之地，这是截然不同的。有一首已经在日本传唱七十多年的歌曲叫《椰子》，本来是岛崎藤村的诗，吟咏海上漂来一个椰子，它离开旧树，漂到了异乡，令诗人感叹流离之忧，不知何日回故乡。芭蕉不愁叹，不要回故乡。病倒在旅程，梦魂却仍然奔走于荒野。死在旅途是所愿，他如愿以偿。出行旅游不是生存过程中的偶然行为，而是人生本身的理念。漂泊的根底有无常观，但情绪未必是悲观的，反而往往是乐观的，唱的是自由之歌。

　　日本不大有不破不立的念头，并非在一张没有负担的白纸上画又新又美的图画，而是在原始状态下拿来中国的先进文化，原始性与先进性并存，在他们身上体现为二重性，让我们看来就像是特别会保持传统。其一是定居的生活形态中残留著原始漂泊性，不仅表现在喜爱旅行上，譬如下班不回家的聚饮，也带有漂泊性胎记。

　　近二三十年，尽失滔滔的大河上下解冻，“漂泊”一词在中国便流行起来。从外地来到北京的，自称或者被称作“北漂”。漂泊不同于盲流，虽不免凄苦，却像有人生的求索，好似在雨雾中行进，看不见目标，但那目标是存在的。我也随大流而漂，不曾在北京泊下来，继而掉头东，漂到了日本，不妨叫东漂。冷眼向洋，再往东，更可以漂到美国去。人在异邦，有甚于北漂，不易落地生根，更难以进入所谓主流社会，好在我从没想进入过。我所向往，是周作人说的那种侨居异邦，无公民之义务，活得很闲适。不过，犹不能至。独酌之后说一点闲话，叫“风来坊闲话”，似关乎漂泊，其实却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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