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昭奎

　　近年来，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几乎成为每一次全球性或地区性高端国际会议的主题。2007年1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应将气候变化问题置于“高度优先”地位，如不及时采取行动，致使地球环境越过“临界点”，导致生态遭破坏，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必将急剧增大。

　　的确，环境问题非常紧迫，而且存在著非常可怕的“加速度”。最近，各国科学家指出，北极和南极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今年夏天北极将迎来自人类有记录以来冰雪最少的夏季，已经观察到大量北极熊因为从一块浮冰游到另一块浮冰的距离过远而溺死。预计按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30年之内夏季的北极就将永远不再有冰。由于地球南北两极储存著地球总冰量的90%以上，如果这些冰迅速消融，必将加快海平面上升，从而给靠海地区带来可怕的灾难（除去内陆国家，世界上大部分靠海国家的沿海地区都比较发达）；又由于南北两极的冰川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其反射的阳光占全球反射阳光的90%，随著两极冰川的融化，越来越多的阳光将直接被海水和地面吸收，从而加快地球温暖化的进程。

　　一、环境问题正在导致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现在，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排出的二氧化碳（CO2）占全世界排量的一半以上。从2000年到2004年，温暖化等引起的生态灾害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2.6亿受灾人口的98%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由于环境污染，生活在世界最贫困地区的儿童，平均每5人就有1人不到5岁就死去。联合国《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数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为消灭贫困所取得的进步将全部化为乌有，甚至可能倒退。”

　　另一方面，美国的石油、煤炭、粮食的人均消费量分别是非洲平均水平的1000倍、500倍、8倍。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普通家庭的一台空调排出的CO2量与柬埔寨人一辈子排出的CO2量相当。埃塞俄比亚的普通农家几乎没有排出CO2，可他们却为地球温暖化付出了最多代价。贫困人们尽管未能享受到导致排出CO2的富裕生活，却成为地球温暖化的最大受害者。这才是当今世界最大、最典型的不平等。

　　二、在环保与经济的“拔河赛”中，经济的拉力显然要比环保大得多

　　尽管节能和环保正在产生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商业机会，当今现实仍然是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大于“两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真正能采取将环保置于优先地位的政治家依然是少数派。在环保与经济的“拔河赛”中，经济的拉力显然要比环保大得多。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中就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协调，这既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能够持续下去，也体现了一种国际责任。但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Developing Country，Developing是进行时；日本是发达国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Developed Country，Developed是过去时，换句话说，就是已经发展了，成熟了。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Developing排出的CO2占全世界排量的95%，即便从1950年算起的半个世纪，发达国家的排量仍占77%。这意味著在发达国家取得先进技术和能力的过程中，全人类都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有鉴于此，发达国家理应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技术和能力，特别是节能与环保技术。

　　三、环境危机正在引起人类内部的新的矛盾，摩擦和矛盾

　　不久前，美国的十几名退休将领联名提出一份报告说：“地球温暖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恐有可能被卷入由于水和其他资源不足而诱发的战争中去。”德国地球变化谘询委员会也警告说：“气候变动的影响可能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导致整个国际社会趋向不稳定。”

　　由于温暖化，北极圈冰山迅速融解，引起全世界人民担忧，但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有关各国却展开了围绕北冰洋海底资源的争夺战。联想到对温暖化既负有主要责任又掌有对应实力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人们不能不哀叹说，这无异于一艘正在下沉的巨大航船上的乘客，不是齐心协力促使航船驶向光明彼岸，而是热衷于争抢头等舱。

　　围绕环境危机的冲突很可能首先在与环境问题紧密关联的水资源问题上发生。由于温暖化导致的乾旱等自然灾害的增加、各国工业用水增加和水污染的加剧，在不远将来有可能发生世界性的“水危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桥裕著书指出，在气候、地下水、雨水、河川，已经可以观察到水枯竭和沙漠化日趋严重。他指出，全球约有一半国家是国际河川的流域国，分别处于上游和下游的国家将会发生经常性的利害对立，从而提出“21世纪会不会发生‘水战争’”的警告。

　　事实上，缺水危机不仅可能引起国际纠纷，也可能引起国内战争。比如，由于温暖化导致湖水蒸发量增加和降雨减少，横跨美国和加拿大的五大湖的水位不断下降。为此，当美国缺水的西南部各州提出要使用占美国淡水资源约90%的五大湖的水的时候，五大湖周围的各州知事表示“绝对不同意！”，而且，位于五大湖周围的美国8州和加拿大2个州于2006年签订“五大湖协定”，禁止向五大湖水系以外调水。这个事实表明，如果发生水危机，国际也可能联合；国内也可能纷争。

　　四，必须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实行根本变革

　　为了克服环境危机，仅仅依靠技术进步是不够的，必须对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乃至社会体系实行全面的根本变革。

　　当今世界一方面有人在挨饿，另一方面却有人过著穷奢极欲的生活。印度诗人甘地说过：“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绰绰有馀，却不能满足人们的贪婪。”在1988年的温斯普莱德会议上，有代表指出：“我最关注的是我们（西方国家的人们）在消费资源时的那种贪得无厌的态度。”这是“我们的文化的一种反映，这说明我们在精神文明方面不对头，至少在美国社会，我们是在过度地消费资源，用光它，消耗它，浪费它。”可以说，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问题，是道义问题，是资本主义消费文明的一种病态反映。

　　一个深刻问题是，美国人的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正在向全世界传播。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会想，人与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呢？问题在于如果全人类都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我们的地球能否承受得了?有人说，“如果13亿多中国人也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再有3个地球也不够。”世界人口在2030年将从现在的66亿人增加到82亿，在2050年进一步增加到90亿，如果全世界的人们像美国人那样消费，恐怕再有10个地球也不够。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中国不应该模仿美国建设“汽车轮子上的国家”。2、3年前，中国的记者丁刚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脱美国化，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五，“环境力”也是一种国力

　　美国在军事开支上可以挥霍无度，而对环保支出却极度的抠门儿。美国的庞大军费加上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战争，使别的国家感到压力甚至威胁，于是也跟著增加军费，在全世界形成了“增加了军费就觉得‘占了便宜’，增加了环保支出就觉得‘吃了大亏’”的怪象。其实，从环境问题日趋尖锐化的趋势看，恰恰是应对环境危机的能力、或者说“环境力”日益成为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越来越重要的组成要素。时代不同了，克莱茵的综合国力计算公式应该改一改了。

　　从硬实力方面看，例如企业在生产增加值的同时，也产生“负的增加值”（污染和公害等），因此应该对现在的GDP统计减去“负的增加值”。又比如沙漠化扩大导致国土的“实质丧失”或经济意义上的损失，必然导致综合国力公式中的“国土”一项被减分。人们总是强调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必须“寸土必争”，可是被沙漠化吞噬的土地不是以“平方寸”为单位，而是以“万公顷”为单位，一万公顷相当于一平方寸的9亿倍啊！

　　从软实力方面看，随著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外交舞台上的首要议题，“环境力”必将日益成为“外交力”的重要因素，成为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此外，在世界各国越演越烈的人才争夺战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越是环境好的国家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就越大，因此，增强“环境力”直接关系到增强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六，环境外交：抢占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曾担任日本通产省公害局局长的林信太郎先生最近指出，应对环境危机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要树立一种人类道义或国际道义，这个道义的基本点就是不要损人利己，也就是“共生的原理”。这是一个十分精辟的看法。环境危机已经把全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国家连成一气，即使想要损人利己，最终结果只能是“损人损己”。为此，人类应该团结一致，应对人类共同的危机，这既是人类共同利益，也是人类共同道义。

　　环境外交的实质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类利益、国际道义与国家局部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一个国家能力有大有小，但是，只要尽最大努力，就可以在国际道义上得分。

　　最近，中日领导人就两国“互不构成威胁”达成共识，这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世界性意义。世界各国都应该把精力和资源从应对相互威胁调遣到应对人类共同威胁上来。

　　美国著名学者布朗先生最近提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以“战争动员”的办法来应对环境问题的时候了。为此，笔者建议：在开展“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同时，把开展“联合国维绿行动”提到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