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北京）

　　据《新京报》4月11日报道，日前，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季拍卖会上，北京画家刘小东的油画《战地写生：新十八罗汉像》以6192万港元落槌，创当代艺术第二高价（与旅美艺术家蔡国强的《APEC景观焰火表演14幅草图》相伯仲），并刷新了其个人纪录。3年前，这幅作品曾以400万人民币成交，乃当时一大新闻。对3年时间，同一幅作品飙升了10数倍的事实，画家本人很漠然：“祝福收藏家，但还是让我们来谈艺术。”

　　任何具有健全心智和逻辑能力的人明白，时下艺术品价格之关乎资本，远远大于关乎艺术本身，甚至与后者已失去了直接关联。因为在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恐慌的大背景下，股市和房市缩水严重，投资指向转向艺术品几乎是惟一靠谱的选择。但是，艺术品投资毕竟有一定的门槛，资产者纵然大把现钞在握，若无相当的心理准备和一定的常识积累，恐怕也不会贸然而入。但是，这并不是说目前的入局者都是艺术“通人”，恰恰相反，相当多投资者志在必得的心态，只是徒然抬高了拍卖会的标的，搬回一幅自己并不懂其所以然，会所里也摆不下的巨幅油画而已。不过，投资者很少是真正的收藏者，他们顶多囤个一年半载，便匆匆出手，赚回差额，再瞄准下一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早年开始即热心收藏，以自己的收藏活动对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多有资助的海外投资者（像前瑞士驻华大使乌里．希克（UliSigg））开始被边缘化。因为毕竟，他们的懂行妨碍了决策的果断、大胆，而他们只进不出的收藏癖，也影响了资金流的流量，与今天资本市场上一掷千金的资产家根本没法拼。所以，近两年来艺术品市场的火爆，其实对当代艺术并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且走俏的基本上都是写实油画，其他的门类依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但这种“异峰突起”式的片面繁荣，却极大改变了艺术家的心态和生产方式：被市场接受的“成功者”，一面加大生产批量，甚至雇用枪手，作坊化、生产线化，一面攥著订单，定制发行，控制市场投放，待价而沽；而一些尚未被主流商业机制接纳的人，纵然可能已经是某个领域有相当影响者，却改弦更张，匆忙上路，搁置或放弃自己的强项，重操已经十几、二十年碰都没碰过的油画刀和调色板，惟恐赶不上这趟通往拍卖会的巴士。如此状况虽然加速了艺术体制的新陈代谢与流通，艺术圈像被动员过似的，整个铆足劲动了起来，但却未能改变我们的艺术生活。那些成功的大腕，照例涂抹、经营著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艺术符号，曾几何时讽喻、批判色彩浓厚的艳俗形象，眼瞅著变成真满足、真恶俗；笔者居住的“高尚社区”，毗邻中央美院、798等顶尖艺术机构，按说是京城离艺术最近的区域，但10年来，我没见过一处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尚的公共建筑，更没有国外都会城市随处可见的造型独特、品质精湛的城市雕塑。碰鼻子碰眼的，净是拿艺术说事的楼盘广告。令人不禁想起革命老作家王朔8年前在《艺术世界》杂志发表的一篇谈艺术的调侃文字：《当代生活中没有美术这一块》。

　　毋庸讳言，当代艺术正在迷失，其曾经引以为豪的先锋、前卫性已大打折扣，相当多的艺术家早已退出“先锋”，相当多的作品已难称“前卫”。当一个被看成“前卫”的群体，其社会批判意识越来越贫弱，当这个群体的成员日复一日生产的作品已很少再提出新问题，只是一味地重复过去的符号，或玩弄随著中国的经济崛起，一些在海外广为人知的中国意象的时候；当那种曾刻骨铭心地诉诸身体表达的痛感已然淡忘，甚至化作夜夜笙箫的派对狂欢的时候，不能不说，这种艺术确实离“前卫”是越来越远了，只是本雅明笔下的“机械复制的文明”之碎片而已。

　　更可悲的是，这种当代艺术的“去前卫性”，并不完全是被动型的“被去”，有时是艺术家自觉、自愿、自主的“去势”——甘愿以自己的艺术迎合市场标准，为登陆国际拍卖行的拍卖品图录，不惜削足适履，甚至改行：原来玩录像、多媒体的，改摄影；原来玩行为、装置的，改油画；甚至原来什么都不玩，只顾站在边上玩深沉的，现在却一窝蜂地改玩起了“艺术”。如此“艺术”，你还能指望它建构、孕育什么前卫性么？而恰恰是当代艺术的“去前卫性”，才是前卫艺术真正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