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平

　　如果跟你说，有人几十年来走南闯北东去西行，坐火车不仅刻意不买票，还把逃票当成了一种刺激和兴致，甚至当成了一种瘾头，你可能不信，但我却坚信不疑，因为这个人就是我和我的哥们黄建国。我的逃票生涯是从十岁开始的。那年是1960年，中国人刚刚挨了三年饿，正是物质最匮乏的时期。我妈在平房后面养了六只鸡，攒够十五个蛋后就煮熟，让我偷偷拿到市场上卖掉，然后再想办法买点高价粮食。有一次，我在市场上碰到了同一班级的同学黄建国，他对我说：“在这里十五个鸡蛋最多卖十元，如果拿到火车上去卖，一个就能卖一元，十五个就是十五元。”我愣了愣神，反驳他道：“可火车票呢？不也得花钱吗？”黄建国嘿嘿一笑：“咱们的爹都是吃铁路这碗饭的，坐车还用花钱？这样吧，下次我带你一起去车上卖。”结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黄建国念书虽然不行，天生却是个做生意的高手。他带著我蹭票坐车，高价卖掉鸡蛋后，又拿著钱在偏僻的集镇上倒腾粮食，利润比我在市场上翻了不知有多少倍，以至于在那样一个贫困的年代，小小的我居然攒下了几十元的私房钱。我和黄建国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喝酒，我们总是一路划拳，快活得像一对小神仙。

　　十八岁那年，我和黄建国一道插队下乡，地点离家不远，坐火车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行程。我们依旧想著法儿逃票乘车，周末的时候回家打打牙祭。五年后我选调回城，去了位于市郊的一家木材加工厂，而黄建国却因为一件事而永远地留在了乡下：有一次他夜里独自从家里返回知青点时，遇上查票而被轰下了车。同时被轰下去的，还有附近村庄的一位姑娘于金霞。姑娘因为害怕，央求黄建国送自己回家。两人在半道忽然遭遇雷雨，在一间草屋躲雨时，黄建国一时冲动而出了轨。没过几天，姑娘的父亲带著几个彪形大汉找上门来，说自己的女儿怀孕了……黄建国很快就和于金霞结了婚，当然失去了选调回城的机会。刚回城的头两年，由于我有火车通勤票，便每隔一两个月，总要利用星期天跑回插队的地方去，看看乡亲和同学。每次和黄建国喝酒，我都发现他靠蹭火车票倒卖东西，钱挣得越来越多，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根本就不是我这个拿死工资的能比。我在市郊的木材加工厂干了四年，由于坚持业馀写作，终于如愿以偿地调进一家报社当了记者。这时黄建国的生意也做得很大，老是天南地北地乱跑。每逢我外出采访，他总会与我一道前往同一城市。我们依旧像儿时那样，托关系、走后门地坐蹭车，一路喝酒划拳，看上去亲密无间。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对黄建国有了新的看法：有一次我们一同坐火车去外地时，餐车上发现了一个被人抛弃的男婴。男婴的包裹里放有一张纸条，说是孩子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正当女列车长单婕焦急万分的时候，黄建国出面表示愿意领养孩子。我和单婕都被感动了。我回去就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报道，对黄建国助人为乐的精神进行了宣扬。但不久我却意外得知，其实那个男婴就是黄建国的亲生儿子，是他让老婆躲到外地偷偷生下来的二胎。他利用我在报纸上的宣传，顺利为儿子办了领养手续和户口，人不知鬼不觉地不但避免了超生的处罚，而且还落下了个好名声……

　　国家进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调整后，黄建国像一条游窜在山涧小溪里的草鱼，随波迅速游进了江河湖波。他从倒山货、倒服装，到运钢材、运煤炭，事业越做越大。他先是花钱为妻子金霞和一双儿女买了城市户口，又在城里买下了一处高档住宅，体体面面地杀了回来。他又买了高档轿车，满身名牌，完全今非昔比了。甚至有一次我去大连出差，竟无意中发现，黄建国在海边买了一个别墅，瞒著妻子儿女和一个年轻美艳的女人同居……我虽然还是偶然和黄建国一道坐火车，一道在漫长的旅程中喝酒划拳，但却越来越没有了过去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有一次我们一同乘车时，黄建国因为持有伪造的铁路稽查证而被乘警传唤。他临走时将自己的黑色拉杆箱交给我说：“如果我临时下车，这个箱子存在你处，我日后再取。千万别交给我老婆，也别让她知道。”不久后的一天，就有刑警找上门来，询问我是否认识黄建国，他是否有什么东西寄存在我处。我这才知道，已经不知道逃向了何处的黄建国居然是个毒品贩子！警察从那个拉杆箱中当场搜出了一千克毒品，尽管警察说我没有主观故意，不会有什么法律责任，但我还是感到万分恐惧。我心想，黄建国啊黄建国，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哥儿们，怎么能做这样坑人的事？

　　可恨归恨，我还是去找了于金霞，告诉她如果黄建国打电话，一定说服他去自首，这样或许才能救他一命……(老秦)

　　载于《小说月报 原创版》2008年第1期

                   （沈强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