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骏

　　我要读书——这是部队作家高玉宝写的一篇作文的题目，说的是旧社会人生之艰辛。陈某虽生在新社会，可儿时能看到的图书不多，常也会冒出“我要读书”的念头，想想心酸□□我和高玉宝的处境并不相上下啊，那时家里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文化生活就像是一片荒漠。

　　大闹文革后，我家幸存的两套连环画小人书，伴随了我的小学时代。一套六册《敌后武工队》，一套十本《铁道游击队》。两套书都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翻来覆去看得滚瓜烂熟，故事情节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除了红宝书没有别的读物，即使是野菜苦瓜，也常当做美味佳肴，致使我们的想像力被彻底扼杀。

　　后来，稍微解冻了一点。失业在家的大哥帮街道整理图书馆时，趁机带一些书籍回来解渴。大哥积极要求上进，反动毒草当然不敢染指，大多数是五十年代的革命小说。依稀记得有一本没有书皮的长篇，情节类似《红岩》，看得我津津有味，第一次产生了我也要写的冲动。饿肚皮的时候，一碗稀饭的作用居然也胜过了山珍海味。

　　图书馆开始陆续恢复开放了。我家附近有个卢湾区图书馆，但是要凭工作证进入。大哥怎么混进去呢？邻居建生也是喜欢读书的小青年，他是有证件的，于是我大哥常和建生相约同去。到了图书馆大门口，先佯装从口袋里掏工作证，建生则匆匆赶来的样子直往里冲，门卫的正常反应就是赶紧上前拦住盘问。这时建生磨磨蹭蹭地摸口袋，掩护我大哥从门卫的眼皮底下混进去。这大概是从革命电影里学来的调虎离山之计。后来馆员见我大哥常看无线电杂志，求助帮忙修理收音机。我大哥走后门出入自由，还带我去过数次。

　　整个七十年代上半期，公开出版的大概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样板书——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严重缺钙营养不良。一九七五年皇上心血来潮批《水浒》，印刷厂大量印制全本《水浒》，扉页上印的是毛评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还有鲁大爷的“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我最早读到的名著，像是偷食禁果，花生米也嚼出了红烧肉的滋味。

　　《水浒》这部书给我的深刻印象，除了口语化的爽快和诗词骈文的句式，更有逼上梁山的无奈和替天行道的豪气。宋江的待人接物处世哲理现在看来也是高水准的管理技巧和领导艺术。我现在怀疑我之所以结交三教九流，大概是中了《水浒》的毒。我的为人之道就是从那时开始潜移默化的？七十年代末期名著热，我已经不问窗外事埋头数理化了。及至大学时代，恶补西方思潮，导致知识结构残缺不全。虽然大学生活的一半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可是囫囵吞枣的结果只能是一知半解。我们这代人都是思想的畸形儿。

　　面对眼前铺天盖地琳琅满目的出版物，反而没有食欲了，好似吃多了大块鱼肉，只想寻找清淡的口味。客居东京的老同学向我感叹，一年四季不读书不看报，亦不快哉。可我还是要挣扎著说，读书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趣，每天临睡还总要拿本闲书翻看。我读书兴趣广而杂，我不是挑剔的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