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理事长 中田 庆雄

  　我的母亲，中田小凡，于2005年（平成17年）10月16日凌晨3点48分，在京都府南丹市八木町的公立南丹医院辞世长眠了。

　　母亲出生于1909年（明治42年）9月16日，享年97岁。据守护她临终的登美枝姐姐说，在停止呼吸的30分钟之前，她还在与护士说话呢。她的病名是晚年罹患的心脏病引发的心脏衰竭。

　　这一年的暑假，我从8月12日起在乡里美山町野添的家里住了3天。与母亲共处的这几天，她身体很好，还下厨款待我带去的中国朋友；她聊了些漫长人生中的点滴，心情颇愉快。事后想起来，那一年的夏天，她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暑假结束，儿孙们都离去后的8月末，她一个人洗乾净了那么多的床单被套睡衣之类，叠得整整齐齐，为儿孙们分门别类地放好，并为今后方便使用而亲笔写了各人的名字。

　　9月份，听姐姐说母亲因劳累而住院，但已经好转；到了10月，又接到姐姐电话说“不太好呢”，于是10月9日我去南丹医院看望母亲。母亲坐在床上对我说，“自己能去厕所，但没有食欲”；又对我说，“你是我们长兵卫家所出的重要人物，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努力。”——这是母亲给我的最后的话。

　　在母亲去世之前一天的下午，她对去看望的我弟弟胜巳说：“热度两个星期不退，脚也肿了，看样子不行了。我给很多人送过终，所以我知道的。你们三姐弟要一生互相帮助，和睦生活……”这是她给弟弟的最后的话。

　　母亲爱种蔬菜，过了80岁后仍爱在地里忙活。她88岁的初夏（平成10年6月5日）因为在地里赶著收洋葱等太劳累，晚上11点多心肌梗塞发作，自己叫了救护车，叫的时候还说：“不想打扰周围邻居，车子开的时候请不要有救护车鸣笛。”

　　那以后的7年间，母亲每月去南丹医院治疗，因屡次发作而常住院。初次发作住院时，情况严重，之后奇迹一般地康复，并在12月出院，令医生也感惊奇。之后幸有她本人的坚强意志，还有八木的姐姐、姐夫章好先生和侄儿智史君的温暖守候，很多次发作都有惊无险，使她得以度过算得健朗的晚年，种花弄菜简直到了手艺精湛的境地。在94岁那年的年底，还做了冠脉内支架植入手术，并精神地过了一年多。

　　守夜式和葬礼在10月16日和17日于龟冈市的葬礼会场举行，考虑到母亲对乡里的深切感情，还有与美山町野添的大家告别，我们先将遗体送回了野添的自己家里，请深见寺的和尚在枕旁念经，并向村里大家告别。

　　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对我母亲泪眼相迎，泪眼相送。隔壁柳生家的二儿子、高中生萌吏君小时候因父母工作，常来我家玩，当他听到那个慈祥待他的奶奶去世的消息，放声大哭。在守夜式和葬礼上，亲戚邻里共百馀人到场悼念。

　　母亲的遗骨被安葬到乡里野添深见寺的中田家墓地，与父亲葬在一处。他们隔了62年相会了。

　　母亲的一生苦难坚强

　　母亲在1909年（明治42年）9月16日出生于京都府北桑田郡平屋村（现在南丹市美山町）大字野添小字夷堂26番地，是东秀吉和菊的长女。东家的本家是江户时代庄屋的银长屋，据母亲说，祖父秀吉是勤劳聪明的人，还在当时很繁荣的酒厂担任会计。祖母菊也是勤劳的女子，两人结婚后很快就造了自己的房子，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很受宠爱。我母亲常感慨道：小学时每到升学，都给我买了新衣服。

　　母亲从平屋高小毕业后，就去京都市内封侯川胜家的别墅打工，那是在都会环境中学做知性女性的青春的5年。19岁时她与故乡的中田庆太郎（先父）结婚。作为受过大正时代都市空气熏陶的善感少女，心中也有思恋的人，对于父母决定的婚姻根本不愿意接受，据说每天哭泣，一直哭到出嫁那天。当时，结婚对象由父母决定，父母之命不可违，他们认为庆太郎家虽然不富裕，但很勤劳，脑子也聪明，是平屋村的青年团长。加上父母想将长女留在身边近点儿，所以非常强硬地就决定了婚事。父亲生病以后，母亲对我多次说过此话。

　　结婚后，母亲生育了长女登美枝、长子庆雄和次子胜巳三个孩子。姐姐登美枝性格活泼伶俐，深受父母喜爱；长子庆雄有著圆圆的脸和大大的耳垂，母亲多次提起，祖母说“长兵卫家有了长著福相的男孩”。而我当时是性格慢吞吞的孩子，据说把我放在房间里坐著，我就能一坐半天。我还记得祖母领我去和知她娘家玩的情形。次子胜巳从小瘦弱，但聪敏，能写擅画。有了三个孩子，父母辛勤耕种水田，父亲还从事林业、伐木搬运，披星戴月地劳作。每天父亲赶著牛车，拉著木材、米或木炭，往返几十公里。入夜，看著父亲该回来的时间了，母亲常领著孩子们站在安野桥等候。

　　昭和12年的春天，我家遭遇了很大的不幸。父亲搬运东西时掉下山谷，撞了头部，从此卧病。那时我刚刚入学，日本从我出生第二年的昭和6年起开始对满洲的侵略，到昭和12年就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与父亲同辈的青年们都被拉去参军，世间一片仓皇。

　　从此开始了母亲辛酸的岁月。一方面她为父亲的治疗而心力交瘁地在医院奔走，一方面从民间的祈祷师到大师信仰，只要是人们传说有用的，她都如抓住救命稻草那样，领著小弟弟四处求拜，甚至在半夜跑进山里拨开草丛拜地藏。

　　当时母亲才28岁，上有婆婆，下有三个孩子，为了挣钱养家，搬木炭、修路、割草、种地，什么都干，和男人一起干重活。作为村子里第一个能赶牛种田的女性，还获得了表扬，得到一把新锄头。

　　昭和18年6月3日，父亲经过7年的治疗，不治身亡。母亲一手抚养老的小的，还有同样不幸的亲戚。对于在困难时期帮助过自己的人，例如曾经借米给母亲的西村夫人，母亲到老年都念念不忘。

　　母亲的教育严慈兼备

　　母亲的遗书上写著：年轻时候有过难与人说的苦难，但我最大的喜悦和幸福，便是三个孩子都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苦难也有了价值。

　　在我们上小学时，尽管物质匮乏，但母亲总是在我们运动会或郊游的时候，为我们准备新内衣、新背包，并在背包里放进有著煎鸡蛋的饭盒、奶油糖、橘子、苹果等，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心地善良的弟弟看到这些东西时，涌上眼泪，不肯独食，想要和家人一起吃，所以又拿了回来。母亲给还是小学生的我们看山本有三的《真实一路》，里面描写了在各种不幸和痛苦中坚强生活的人，这本书被我们姐弟反覆地读。母亲总是努力创造“坚强开朗地生活”的家庭氛围，干活时总是哼著歌儿，并不断告诉我们父亲是多么勤奋，文章和字都多么漂亮。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夏天，想要在河里钓鱼的鱼竿，但没钱，于是想起前一年夏天大扫除时，抬起榻榻米席子而看到下面掉有零钱的事情，便乘母亲不在，和姐弟一起抬起来找到了3、40钱。晚上母亲回来，发现榻榻米席子摆放得奇怪，追问之下，得知理由，母亲暴怒，含泪教训我们：“虽然穷，但没打算教出心灵卑劣的人。为什么做这么卑劣的事？”最后，母亲还领著我们三个去了安野桥，她哭著说：“你们可知道妈妈是用怎样的心情在养育你们？如果你们不能反省，保证再也不做心灵卑劣的事情，我们娘四个现在就从这桥上跳下去。”我作为“主犯”，哭著道歉了。终于，母亲领著我们三人去野添的庙里，让我们下跪发誓改正。回到家已经是半夜3点了。

　　母亲的力量越过山海

　　1943年（昭和18年），父亲去世了。太平洋战乱之中的1944年，我临近毕业，班主任山内信三老师连日连夜地动员我们参加“满蒙开拓少年义勇队”，去中国的东北（当时的满洲），“去大陆学习农业技术，为故乡生产粮食。”

　　当时，去少年海军队或义勇队是理所当然的，我两处都考并都合格了。生在农家却眼见粮食紧张，年少的我也自然地选择了去义勇队。

　　我纯真地申请了去义勇队，回家告诉母亲，她流泪反对，要去山内老师那里回绝，但当时日本以学校老师为首，全民都以“圣战”之名将年轻人送往战场。

　　我在1945年1月底，未来得及迎接毕业典礼，就参加了区里的送别式，离开了家乡。那天下著大雪，木炭巴士也不能运行，我们几乎是爬行著过了正在修建的深见隧道。

　　母亲在我出发之前夕，给我煮了白米饭，在前途未卜中祈祷我平安，并在雪中步行20多公里将我送到集合地。为了怕中国满洲冷，她将家中所有的棉布都用在给我做内衣上。

　　在集合地点我们住了一夜，母亲和我的被褥挨著，她哭著说：“但愿这不是母子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后来在战败后大陆冻土的逃难中，充满死亡恐惧之夜，我眼前就出现那一幕。所以在地狱般的少年俘虏收容所里，面对病死、饿死、冻死以及来自大孩子的虐待杀人的恐惧，我总是告诉自己：不活著回去就对不起母亲。而使我咬紧牙关活下去的勇气，一定是来自母亲，她每天都一日三餐为我摆上碗筷，母子的思念穿过山海，传给我活下去的力量。

　　母亲的思念护佑孩子

　　母亲送走我后，怀著刻骨的悲哀，又转身向我弟弟等候的家走。途中遭遇大雪，积雪过一米，风雪交加，分不清哪里是路。母亲就在大雪中寻著小河道而走了5公里，想要翻过山口。气温低，血压也降低了，分不清身上是雪水、河水还是泪水，母亲几次都险些昏倒，幸好被消防队的人发现，救回了一命。在好心人家中烘乾衣服、休息之后，母亲为了弟弟而不顾挽留坚持走回去，当她终于走到家时，身上都湿透了，据说衰弱的样子看上去像一个幽灵。神灵保佑了我的顽强活下去的母亲。

　　1945年8月战败，母亲担忧著音讯不通的长子，每天早上给我摆放碗筷，见到从中国回来的人就打听我的消息，但都不得要领。直到1951年收到从延吉来的信，6年间母亲她身心交瘁，贫病交加。

　　没有父亲和长子的家庭，12岁的弟弟过早地担负起帮助母亲干活维持家计的重任，他勤奋干活也努力求学，最终一边工作一边进入立命馆大学学习。

　　姐姐在京都交通局的医院当护士，婚后也当老师以及民生委员。弟弟用了41年参加京都工厂保健会（医院）的建设，通过发展产业保健活动而为很多人的健康、福祉贡献了力量。姐姐和弟弟都回应了母亲的期待：用温暖的心接触弱者，为世界和别人而尽力。

　　我14岁时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战败乱世，从战后15年到青年时期，是在酷暑严寒的大陆农场和工厂工作，经过艰苦而有意义的规律生活，接受了技术训练。我还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学学习了5年，不但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文学，还亲身体验了从战乱到和平建设的过程，心怀幼年记忆中母亲的身影，切实学习了人应该怎样活。

　　1957年7月2日，相隔13年我回到了舞鹤港，妈妈和姐姐、弟弟都到港口来接我，我们含泪紧紧拥抱的情景，是我永生难忘的。回到亲切的家中，在祖母遗像前合掌的时候，我常年紧绷著的心动荡起来，无法忍住滚滚而出的眼泪。我当时就下决心，要重建家园，并为亚洲人民和平生活以及中日的经济协作出力。

　　我回日本后，置身于中日的经济协力之中，加上在中国的13年，一共是60多年致力于此了。能有这样的事业，要拜母亲、姐姐、很多人的指导，当然也离不开我妻子的支撑。

　　母亲的教导永记心上

　　母亲一生勤俭，安于清贫，她在42岁时当上了学校职员，为师生所爱戴。她将工资用在储蓄上，将家里茅屋翻新扩建，老年后，每当看著儿孙来时在那屋子里跑来跑去，她脸上都露出满足安心的笑容。

　　爱读书的母亲，记忆力过人，晚年也坚持阅读。她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了我们人要怎样活，又用她晚年的生活，告诉了我们人要怎样走完人生旅程。

　　母亲教给了我拥有坚强意志，勤勉工作。

　　母亲教给了我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母亲教给了我们几个孩子用诚意和热情去爱人。

　　母亲的教导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上。

　　            (杜海玲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