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昭奎
30年前，即1978年的10月，邓小平赴日访问，在会见日本众议院、参议院两院议长及在野党领导人时，谈起中国历史上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他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刚落，议长室里一片笑声。接著邓小平又补充说：“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
在突出强调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十分重视借鉴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当时，作为日本经济的研究人员，笔者亲身体验了遍及全国的“学习日本”的热潮。然而，随著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学习日本经验”的声音在中国的媒体上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憧憬，对美国人的消费与生活方式的向往。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奢侈之风日益蔓延，美国人的大房子和大车子取代日本人的小房子和小车子，成为中国很多年轻人的追求。
但是，无论是在自然资源、国土条件方面，还是在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的合理性方面，中国显然远远不如美国。有人认为，如果13亿多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大手大脚地消费，“再有3个地球都不够”；如果坚持以中国的国情（人均水资源及其他资源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分之一）来持续追求美国式消费与生活方式而不作改变，长此下去难免造成一部分人们和地区日趋“美国化”而另一部分人们和地区趋于“非洲化”的两极分化的结果（其实，即使在美国也存在著严重的两极分化）。正是面对这个背景，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脱美国化——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的理性呼声。
与美国相比，日本与中国都属于自然禀赋“先天不足”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先天不足”更甚于中国。由于资源贫乏、人口密度过高等原因，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率先遇到了资源、环境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制约，从而创造了如何在上述制约下持续发展经济的很多经验。可以说，当前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诸如环境污染、差距扩大、资源制约、人口老龄化乃至为了已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而头脑发热、夜郎自大的表现等，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因此，关注作为“过来人”的日本是如何克服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生的诸多问题与矛盾的，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贯彻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上被正式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对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需从以下十个方面加以再审视（篇幅有限，本文仅提出问题和线索）：
其一、战后日本如何处理随著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如何在一个时期实现了所谓“一亿总中流”（大多数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和谐局面？近年来为何又面临“差距社会”的回潮？
其二、作为自然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日本如何将“资源小国”的压力转化为开发“头脑资源”的压力与活力？特别是在节省能源的技术与管理方面达到了世界最先进水平，其主要经验是什么？
其三、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因为环境污染引起了严重的公害问题，像水俣病、东京都大气污染引起的哮喘病等官司至今还没了结。经过激烈的社会摩擦和媒体的揭露与推动，日本日益重视环保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现在很多来到日本的中国人感到日本最值得羡慕的是“乾净”，有的中国记者称“日本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绿色的’”（引自《环球时报》记者报道）。日本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注意保护环境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重视。
其四、战后日本十分重视教育的普及，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教育系统，国民的文明素质和守秩序意识相当高。1995年日本阪神淡路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人口密集的神户市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然而，外国记者在地震发生后的废墟之上，看到了一个“高度文明化的社会”（highly civilized society），称赞那些“在瓦砾之中生活著的人们却表现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文明化的素质”。另一方面，日本的大学教育却非常一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人们抱怨多多。中国有句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当然不意味著富人的孩子就都没有出息。不过，对于当今的日本来说，确实面临著如何使那些在比较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一代继续保持勤俭进取精神的课题。
近年来日本人犯罪增加，电视台惊呼“家庭内杀人激增”；食品企业以篡改“赏味期限”的办法出售过期食品；政治家及行政官员的道德堕落现象也不断被揭发出来，以致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惊呼日本面临著“道德崩溃”的危机。其本质和原因究竟何在？
其五、战后日本积极引进、消化和改良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大企业努力开发“自主技术”，而且大批中小企业家也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磨练“一技之长”，甚至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技术和技能，成为支撑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日本人多喜欢手工劳作，企业很重视生产现场的建设。但是，随著经济日趋成熟，能够将钻研技术技能看作为最高人生价值的中小企业经营者却遇到了“后继乏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中出现了远离“脏累险”劳动和“脱理工”倾向，令人对日本能否继续维持制造技术的优势感到担心，对此，日本正在采取什么有效措施？
其六、在日本经济增长过程中，多数国民能够保持“忍耐”，在平均消费水平逐步上升的同时，十分注意节俭而不是过早追求奢华和高消费。这或许意味著一国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受到该国的资源、国土、人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
其七、尽管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很大，但是，长期以来日本人能够保持一种集体主义精神，有很强的群体性。日本人的“团队意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处理集体主义或“团队意识”与培养个性、发挥个人才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八、随著经济的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而老龄化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比例上升和医疗费用的增加，导致国家财政负担日益加重，最终导致国民负担率的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改善。早于中国进入高龄化社会的日本如何陷入这个“经济增长怪圈”以及他们正在采取何种对策，很值得开始出现“未富先老”迹象的中国注意。
其九、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改革都是“（对过去的好的东西的）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美国有的学者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日本在20世纪逐步构筑起来的、具有独特的组织力、计划性的经济系统。当然，这种“系统”也存在著缺陷，特别是随著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会有相当多的地方趋于过时，但是，也不会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那么，日本在改革中如何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近年来日本的改革十分注意导入美国的经济制度，那么，如何把“学习”美国与不顾自身国情地盲目“美国化”加以区分？在这方面，中日两国可能会有不少“想到一块儿”的课题。
其十、近几年，中国经济连续几年保持著10％以上的增长率。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特别是股市的盛行，令一些人们担心我们会不会重蹈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日本出现的“泡沫经济”的覆辙。那么，日本泡沫经济膨胀与破灭的真正教训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国情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奥运以后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发生类似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问题？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