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按：2007年12月11日，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所长天儿慧先生，在外国记者俱乐部面向外国记者作了有关中日关系的演讲，颇有启发意义。《中文导报》特刊发演讲摘要。

　　安倍政权以前的日中关系，也就是小泉政权下的日中关系，正像大家了解的那样，是重要的两国关系，同时也充满矛盾，不得不在矛盾中前行。在中国方面，存在著“警惕日本论”和“需要日本论”两种观点；在日本也有“中国威胁论”和“需要中国论”两种方向。在此之中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崛起”，特别是胡锦涛掌权之后，“重视日本论”渐渐坚挺，“中国崛起”和“重视日本”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在小泉政权的时候，围绕著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中首脑对话中断。对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我在《朝日新闻》写的专栏“拜见!小泉纯一郎殿”里，对首相参拜进行了严厉批判。首脑对话中断，从各种意义上看，对日中关系的影响都是深刻的。由于首脑对话的中断，双方必须进行交涉，很多课题被搁置。或者说，由于对话中断，双方不信任感超常增大，各种事态变得难以处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倍前首相2006年10月访中，意义是重大的。中国人用很好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破冰之旅”。通过这次访问，两国总理确认了“战略性互惠关系”。2006年12月，我访问了北京，那时我和日本驻中国大使时常取得联系，并见到了大使。宫本大使说：“首脑级别交流竟如此改变日中关系的氛围，从某种程度上，让我感到很吃惊。”大使认为，安倍访中戏剧性地改变了日中之间的气氛。但是在2007年1月的舆论调查中，日中两国的国民感情，也没有特别地向肯定化方向转化。

　　众所周知，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来日本访问，这次访问被称为“融冰之旅”。这次访日的目的是讨论在“战略性互惠关系”之下双方具体要做哪些事情。这次访问的内容以“日中联合新闻公报”的形式发表，展开了各种不同层次的交流，比如首脑级别的交流、日中高层经济对话、防卫交流、青少年交流、文化交流、体育交流等，双方积极地大规模地推动这些交流。

　　我想介绍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温家宝总理在国会发表演说那天夜里，日本时间下午7时，中国时间下午6时，中央电视台（相当于日本NHK）制作特别节目，在节目中找来中国的学生们，由日中关系专家作解说员，对日中关系进行讨论。我作为日方专家，被请到NHK中的中央电视台制作室（根据双方协议，NHK中有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制作室）。我参加了中国年轻人的讨论，对局势进行种种说明和评论。这样的事情在以前是没有的。日中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对于温总理的国会演说，让日本专家进行评论，并大规模地在电视上播出，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往中国方面警戒心很强，对电视播出更是严格地控制，而我是不是中国当局信任的对象也不得而知，这使我深深感到了中国对日本的重视。

　　安倍首相希望积极展开对中外交是事实，但在这以后，安倍打出“民主主义共有价值”的旗号，希望日本扩大与价值观一致的国家的外交，也就是“价值外交”，这招来中国强烈的不信任感。在中国的杂志和报纸上，登出论文和文章，怀疑安倍是要建立“中国包围网”。

　　在10月份，安倍首相突然辞职了，以后诞生了福田政权。福田任官房长官时代，也可以说是他担任实质上的外务大臣时代，就表现出非常重视亚洲外交的姿态，现在将在这个延长线上展开福田外交。从福田10月份就任首相以来到现在这段时间来看，日中关系在各种层次上的交流得到了进展。因此10月份以前，特别是温家宝总理访日以后的日中关系的动向，和10月份以后的日中交流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比如说11月20日，ASEAN+3会议在新加坡举行，实现了福田首相和温家宝总理的首脑会谈。在那里，福田首相说：不容置疑，亚洲外交的中心是中国，中国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都快速向大国化方向前进，从国际影响力来看，和中国的关系是形成亚洲国际秩序的决定性的要因。

　　在这以外，中国的导弹驱逐舰“深圳”号11月访日，这是中国导弹驱逐舰的首次访日。12月份，日中进行了经济高层对话，民主党的小泽代表组织大型访中团访中，和胡锦涛主席等进行了会谈，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动向。

　　另一方面，双方担忧的事情也要开始正式讨论，希望找到对这些问题达成一致的方法。比如说对于现在仍然不透明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日本充满了警戒，这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东海油气田问题，即使在日中高层的经济对话会议上，也很难看出打开局面的希望。

　　对于这些双方担忧的事情，今后大家怎样发挥智慧，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双方正在做的事情。要解决这些问题，2007年年底的福田首相访中和2008年春天(可能是4月)的胡锦涛主席访日十分引人注目。这也是落实“战略性互惠关系”第一阶段的试金石。

　　我们刚才谈到日中高层经济对话，有6名日本阁僚参加了这次对话。关于人民币问题和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双方确认的共同文件，中国方面将日本方面的看法删除后发表了，为此日中间发生了龃龉。因此可以说，日中关系即使在气氛上向好的方向扭转，但在实质的问题上，却很容易在细节上陷入对立，上面的事情就是一个实例。

　　还有一个具体实例，也给日中关系带来了龃龉，就是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问题。这个纪念馆被扩大后，作为“新馆”开馆。在新馆门口，高高悬挂著被屠杀的中国人有30万人这样的数字。这个数字在日本引起了许多怀疑，认为这不是客观的数字，人们担忧这可能给日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日本方面对此虽然抱有不满，但是通过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获知，在纪念馆的日本角里，也介绍了日本对中ODA援助；在开馆仪式上，中央派遣参加纪念仪式的官员级别是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对于以张纯如的书为原作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等，也受到党中央严格控制。

　　由此可见，现在的中国当局对于历史问题，一方面坚持在原则立场上不动摇，同时也避免产生强烈刺激日本的效果。可以说，目前中国当局是从这两个方面推进中日关系的。

 　　 （本报记者 张石 录音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