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非

　　日本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都有由家长组成的PTA或保护者组织或团体。生活在日本社会，凡有子女者，对此都有各种交往经历。日本的PTA（Parent-Teacher A ssociation家长教师协会）是战后导入日本教育领域中的美国文化之一，具有家长与校方携手管理校务的性质。从“日本ＰＴＡ全国协议会”最高社团到各教育机构，该组织普及到所有正规教育部门。此外还有“父兄会”、“保护者会”、地域内的“儿童会”等组织，负责人及成员均由家长方出任组成。

　　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一旦成为某幼儿园或学校的家长，便会接二连三收到一些相关活动的通知单或收费单。只要把孩子送进某机关团体受托受教，便开始跟这类组织发生关联。

　　家长对孩子的在意，体现到对这些环节的在意。开始时每张纸必细读，之后按时出席或付费。但是，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十多年间，我却没能积累下任何可以传授的相关经验。原因是起初几次的体验让我不再积极主动，而是发自内心地消极回避起来。

　　比如，去参加会议。负责人往往是某位家长，条理分明地把那些琐事讲解得跟国会议案一般庄重正统，我好像听也听不太懂，被徵求意见时就只说没意见，赞同。再比如去参加活动，有那些经验丰富的活跃家长在先，似乎凡事都由人家主办安排，我就只是个听令做事的帮手，甚至连帮手也做不好，因为没经验。几次下来，发现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要参加，每次聚会就只那么几个成员，她们当中也有上下级界限，在上的往往是有复数子女的家长，经验人望丰厚；在下的则是年轻家长，为自己也为年幼的子女建立朋友圈，很有卧薪尝胆般的器量。而我这外国家长的存在，在人家眼中就只是个捧场的人数之一。于是，便有点心灰意冷，也暗图轻松著退出圈子。

　　后来，经常有新一代中国家长向我谘询如何参与这类活动，如何跟这类成员相处等等。提到这些事，好几位母亲都显出疲惫气馁。她们分别都付出过相当的努力，但是现状却让她们发怵。有一位嫁给日本人的台湾籍母亲，两个小孩，参加这些活动用去她很多精力，但结果却让她苦恼。她说：“我觉得有些日本妈妈很不厚道，有不动声色的拔尖排他本领。”尽管我经历单薄，但觉得她的感觉不无道理。身边有位朋友曾对我说，她也曾竭尽全力参与，但一件小事使她受到很大伤害。一次到某家长家聚会，那位主妇给来客分点心倒茶，每人一份，可直到最后只有她没得到一杯茶。出来之后，她问同路而归的一位家长：“我想请教一下，你们日本文化中有倒茶时一定要空出一个人的习惯吗？”那个人被问得发懵，听过详细后连声啧啧“失礼失礼太失礼了”。

　　不排除那位主妇客多杯多的疏忽，但被冷落的客人心里这份受到刁难而无以表白的伤痕却久久不能愈合。如果不是外国人而是日本人，对此或许会有心理准备和对应措施，比如过后退出或拿出忍功视而不见。电视也曾经报道年轻母亲在地域内非组织性自发的母亲团体中受到排挤而身患忧郁症现象。作为身为外国人的在日华人母亲，遇到这类事就自然而然联想到这是对中国人的暗中歧视。对此，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表示赞同。这是发生在日本人与日本人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惯常把戏，绝非特定环境下拿来只针对外籍家长的外交方式，所以不必把自己另眼看待以至成为精神负担。中国似乎没有类似组织，家长就只是某儿童或学生的双亲。因此，每一位中国家长几乎都是第一次参与，相比之下力不从心或显得低能也毫不奇怪。毕竟这项传统驻足日本已半个多世纪，做了祖母的都有相关经验。

　　自从孩子升入小学三年级后，几乎未参加过任何非参加不可的家长活动。小学3年曾转学一次，到新校区后有位家长团体领导来找我参加活动，我说工作忙并且没经验。她问我可否给家长们搞一次中国菜讲座，我承诺下来。在学校料理室里给几十名当地主妇示范做水饺和红烧鸡块并共享，之后付5000日元报酬，我说平时没机会与大家一起协助学校做事，这份报酬捐给家长组织做经费。负责人说这是市政府拨的专用款，不是来自大家掏腰包。我说那也不要。

　　作为家长，恐怕没有几位是发自内心想协助学校参与管理，多半是为自己儿女著想，希望作为孩子背景建立起一个力求完满积极的家长形象。如果做得不开心，就没必要勉强自己出面。要相信日本学校对待学生的公正姿态，大可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交给老师。尤其是年龄偏幼的孩子，他们自会打下自己的小天下创出适合自己的环境。尽量不要问孩子“有人欺负你吗？”，对孩子来说容易成为诱发释放小委屈的藉口暗示，更不要把孩子之间发生的小纠纷升级到日本人中国人的国际范畴去掂量。孩子跟孩子，一天下来好坏几个回合是正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