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林阳吉
二十年前，1987年夏天，有一个忘不了的日子。这一天姥姥去世了。
春节之前，姥姥就咳嗽不止，以为是感冒了，吃了药也不见好，忙著去大医院检查。这一回，姥姥连下楼的气力都没了，我把她抱上车，轻得彷佛像个小孩子，我这才从她皱得乾乾的脸庞上意识到是大病。
检查结果是肺癌，快接近晚期了。医生说作手术也没有保证，另一个方法是住院化疗。医生的表情和善、平静而且不带丝毫情绪，好像深怕任何的暗示给家属带来错误的联想。姥姥不愿意住院，也不愿意花钱，当然她不知道是肺癌，但知道是危及生命的大病，她显得很平静。
姥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除了父亲，她自己和我们全家都明白她已经来日无多。在最后的几天里，我尽量地守在姥姥的病床前，说些过去的事情安慰她，那是一串从小到大的脚印；在内蒙古时和姥姥一块去割草、扫煤灰、拾柴禾、背煤炭、做临时工等等，至今记忆犹新；我和姥姥两人到郊外割草卖，姥姥一双小脚竟背七、八十斤，麻绳勒得姥姥的肩膀上留下一条红印。我背四、五十斤，妹妹不能背，在后面拿著镰刀，举著从树林里采的野花。
我家还喂了一窝兔子。家附近有一生物制药厂，收购刚出生不到一周的小兔子，因为收购数量有限，所以我和姥姥清晨排队去卖小兔子，每次都要早起排队。冰冷的大冬天，天黑沉沉的。现在想来，那时不过十一、二岁。家里虽有流放在内蒙古父亲的生活费，但过得很紧巴，是处之于市井小民之列，生活所迫使，我们少有浪漫的羽翼。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也正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在汗水和雨水的浇灌下长大成人，懂得了世事的艰辛。
和姥姥到煤厂去背煤，从三十斤开始，逐渐背到七、八十斤。记得有一次，父亲找人弄了一张煤票，我和姥姥，父亲三人用从母亲单位借来的板车贪心地装了满满一车炭，是真正炼钢铁的煤炭。父亲和我轮流在中间掌车把子唱主角，姥姥在旁边拉边绳，起步时还拉得动，后来简直是举步维艰，整整半天拉到家，身体却像散了架。一到家，姥姥仍忙著做饭。至今想起犹如在昨天。
说著说著，姥姥枯槁的手握著我的手，眼泪噗噗地掉下来……姥姥老泪纵横，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姥姥流泪。姥姥是倔强和顽强的，家庭生活的艰难不曾使她皱眉和叹气，命运的坎坷未曾让她退缩和害怕。她现在哭了，是那样的痛心。不是因为辛苦一生得不到幸福。我想她是在为我而悲伤。
那年的诀别，至今依然令我心酸落泪。在姥姥弥留之际，给姥姥输氧气，当我们无奈地站在旁边，看著癌细胞是如何在姥姥体内吞噬著生命。她只是在倒气，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著。看著她皱著眉痛苦的样子，真的很心疼，可又觉无力回天。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姥姥渐渐苏醒，眼睛转了转。我俯身问她怎样，她微微点头。我又问是否关上灯休息一会儿，她摇摇头，我猜她一定是怕黑暗，尤其是面临死亡的黑暗。这便是姥姥临走前惟一清醒的时刻了，我知道她是拼了最后一点儿力气。她气若游丝似有似无，示意有话要说。我来到她的床前将耳朵贴近她的嘴唇，听她用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话。她的大意是：希望我能远走高飞。
为姥姥洗生命中最后一次澡的是母亲。她显得比我冷静许多。姥姥断气前的夜晚，我带著疲倦的身躯到外边马路上调节心情吸烟。我不吸烟，可这一晚上我吸了，吸的是姥姥平常喜欢的前门牌香烟，好像要一口气将闷在心头的焦虑和烟一齐吐尽。但最后一刻的等待是漫长而煎熬的。事后回想，我并没有找到任何得以安慰自己不安的片刻……
姥姥是在快天亮时断气的。她的遗体还没有冷却时，母亲和我给姥姥换了衣服。那是姥姥生前给自己准备的，是厚厚的棉衣。姥姥迷信，她深怕她的魂会在另一个世界受冷，怕在另一个世界里迷失了。我想，依姥姥的习性，以及那种跟著母亲到内蒙古生活，离开北京到塞外小城的性格，顶多是多绕个弯，就回来了，该不至于丢失了方向。但是，遗体躺在家里，我夜里却没有梦见那张伴随我生命三十多年的身影。或许，是姥姥深怕惊扰了我脆弱的神经吧！
姥姥走了。毕竟是七十六岁的老人，遗体萎缩得令人揪心。我站在床前，看著无声无息的姥姥，想起她默默无闻的一生，并惊讶地发现这么靠近地和一个亡者面对面，还是生平的第一次。
葬礼的仪式很简单，在我们家里举行了告别仪式，就把姥姥的遗体送到火葬场。没有跪拜，没有嚎啕痛哭，也说不上有更深的悲哀默藏于心，一直等到殡仪馆的棺木撤下来，把姥姥送进火化炉，看著火葬场的烟囱冒出的一股黑烟，一切好像就此划了一个句号。
泪水大粒大粒地往下落。姥姥曾说过不希望把她火葬，我明明看见姥姥被送进火化炉。明明知道她的一去不返，但到了夜里总是期待著她会回来。
就这样，一个多年相处在一个屋檐下的亲人，从这个世界中消失了。
属鸡的姥姥如果还健在，今年应该是整九十六。很难想像九十六岁的姥姥会是什么样子。姥姥在我心里的形象，永远地保持著她去世前的那个样子。二十年光阴如水逝去，转眼我都成中年人，生活有了许多当年难以预料的变化。而记忆中的姥姥，却依然如往日一般亲切，慈爱，沉稳，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