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祖国

　　6月7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发文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经济特区，从而使中国的新经济特区增加到4个。所谓新经济特区，是区别于改革开放初期在一些沿海地区设立的经济特区，当时代表性的经济特区有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而新经济特区则是中国新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为新经济特区之后，广州、武汉、渖阳、成都、重庆等多个城市都提出了申请，经过激烈的竞争之后，重庆和成都已被确定成为中国第三个和第四个新经济特区。

　　回顾中国30年改革开放走过的历程，从深圳特区，到14个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但当历史走到今天，在经济特区的政策普适化之后，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行为不配套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矛盾、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相抵触的矛盾，都日益显露出来。要解决这些原有的和新产生的问题，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改革方案。为取得最佳的改革成果，把改革的成本降到最低，建立新经济特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目前，新经济特区的正式名称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核心在于“综合配套”，宗旨是要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所以，新经济新特区的提出和设立，是中国将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步骤，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新经济特区的设立思路和目的与当时的老经济特区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政府为新经济特区设定的改革目标是全方位的，给予地方政府的放权也是全方位的。因此新经济特区的政策资源，要远比老经济特区更为丰富，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也更大。正因为新经济特区的综合特殊性，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这两个新经济特区设立并发展之后，湖北省、湖南省、辽宁省、广西省、四川省、广东省、海南省以及新的直辖市重庆市都纷纷向中央申请，要求在自己的辖区内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说争夺是非常激烈的。

　　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上述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提出建议，请中央政府批准各自的区域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地区申请设立新经济特区的动机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瞄准新经济特区巨大的政策含金量，即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将会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很多优惠；另一方面也是大张旗鼓地在为本地区发展造势，形成吸引内外资的综合优势。在这过程中，动作活跃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地区有广东省、辽宁省、广西省和湖南省等。广东省希望获得新经济特区地位的地方是广州开发区，据悉，早在2005年8月，广州开发区就已准备向国务院申请成为新经济特区。广州开发区的特点是，在全国54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它是唯一采用“四区合一”管理模式的开发区，所管辖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都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近年来，广州开发区的经济效益在全国名列前茅，以2006年为例，广州开发区以不到2％的面积，为广州创造了超过1/8的GDP，工业利润179.92亿元，占全广州市的40％。按照已出让工业用地面积计算，广州开发区是全国单位面积产出最高的工业区。辽宁省推出的则是渖阳北面的渖北新区，这个新区目前已经地位显赫，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江、郑州郑东之后的全国第四个新区，辽宁省政府希望渖北新区能更进一步获得新经济特区的地位。渖北新区的特点是在原先开发区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城市化体制，以“乡镇变街道、村屯变社区、农民变市民、农村变城市”为主要内容，使城市建设、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渖北新区已经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产业优势，集中培育发展了以玉米深加工为主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以光电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和以物流商贸、金融保险、文化传媒、休闲旅游、生态居住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业，并围绕主导产业的开发开放平台狠抓项目引进，各主导产业和产业园区已经初具规模，发展势头强劲。广西省谋求建立的新经济特区是北部湾经济区，它是由广西沿海的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四市为主体组成的，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东临粤港澳，位居中国－东盟经济圈、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的结合部，既是西南地区走向东盟、走向世界市场的门户和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和陆路大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前沿和枢纽。而湖南省推出的新经济特区则是在城市群、区域一体化、重点经济区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多年探索和实践的长株潭新区（指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三市），2006年6月，湖南省即向国家发改委申请设立长株潭新区，今年赴京参加“两会”的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带队拜会中央各部委高层，并请国家发改委指导湖南抓紧完成试点方案和行动计划，以上报国务院获批。

　　尽管广东省的广州开发区、辽宁省的渖北新区、广西省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省的长株潭新区都积极争取成为新经济特区，但最后均未如愿以偿。中央政府考量一个地区是否能够成为新经济特区，需要比照上海和天津来判断它们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些条件包括：（1）区位条件，其影响和示范效应，必须是全国性的。（2）经济实力，要能够经受得住体制变革带来的巨大的冲击。（3）改革开放基础，其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都应处于全国前列。（4）体制条件，政府的行政能力必须满足综合改革的需要。从综合因素考虑，中央政府最后选定了在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新经济特区。此外，新经济特区的设立是出自加快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需要，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破除。而二元结构的改革涉及到调整城乡利益，由于涉及到的利益主体很多，相当复杂和艰巨，所以需要先在局部地区探索，以便积累经验。再者，新特区还要探索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模式，中西部地区很难完全按照东部地区依靠外需来带动经济增长。而重庆和成都两市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格局，地区发展差异很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同时它们又是中西部地区的重镇，在这两地设立新经济特区，对于探索城乡统筹发展和中西部发展战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中，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中国的各个地方争夺新经济特区试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仍处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资源配置权限主要掌握在中央手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配置过程。同时，各地用改革促进发展、用改革谋划发展的积极性，也释放出自下而上的改革声音，从过去单纯地从中央要政策、要项目到向中央要整体的发展环境，希望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放松管制，更多地发挥地方自主性，这也透露出地方谋求发展的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