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石田英一郎是日本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他曾在随笔文集《东西抄》中举过一些时人误用古典用语的例子，颇有感慨。这些文字随手写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今天读来照样让人心有戚戚。

当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发生激烈冲突，一位知名时事解说员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形容以阿恩仇是“睚眦之怨”。石田解释说，战国时范睢当上秦国宰相后，对以前接济过他一口饭菜的小恩必偿，对瞪过他一眼的小怨必报。所谓“睚眦之怨”，本意是指互相瞪一眼这样的小怨小怒，用来描述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血海深仇，未为妥当。

又如，某大新闻社的记者从中国现地发回报道，称位于西安以东的华清池遗迹从前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沉醉于“酒池肉林”耽于玩乐的地方。其实，所谓“酒池肉林”在历史上被举例用来揭露商代末年纣王的暴政，与“春寒赐浴华清池”这样浪漫的历史场景和温馨感觉相去甚远，可谓张冠李戴。

另有一位知名演员爱读《论语》，他著文称《论语》有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讲法非常让人感动，是充满想像力的杰作。但细查古典，“身体发肤”之谓，语出《孝经》而非《论语》，该演员引古语为自豪，却发生了记忆误植。

日本曾是学习中国文化的优等生，整个社会的汉学修养相当深厚。像以上这种程度的中国古典知识，迟至明治大正年间，都是日本学生基础教养的一部分，是融入血液里的东西。但昭和以降，日本人的教养基础发生变化。尤其在战后，日本社会大踏步由东向西转，惜别了传统的古典用语，大量引进欧美新名词和外来语，形成了音形并重、和洋并用的大杂烩式的现代日本语。上个世纪50－60年代是变动激烈的过渡期，像时事解说员、新闻记者、歌手演员这样的文化人，在日常会话或遣词造句中引用汉语古典，已属记忆遗存，他们的时代过渡性显示为虽然“知其然”，却已“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才出现了以上种种误用。

对照日本人在文化转型期和语言过渡期发生的有趣现象，中国社会的现实同样错综复杂，在劫难逃。今天，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交流中能信手引用“睚眦必报”、“酒池肉林”、“身体发肤”之类的古典用语，已属有“文化”的表现，当然无须再深究其是否用得贴切妥当、是否用在原型本意上。当前，对传统和古典进行创造性的音型置换，或做将错就错式的音意引申，或自以为是地旧瓶装新酒，已成为时代流行；以游戏手段来翻弄语词，用图像符号来置换文字，更兼肆意创造集团或个人话语，正成为新人类新世代的标志。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语言流变，交流走向平民化、生活化，是大势所趋。古典随风而逝，虽然可惜，但同时成为颠覆传统和知识特权的一个必然过程。伴随著古典的沉淀、风化、消逝，新的经典又会不断诞生，文化与语言的累进生成永远是推陈出新，后来居上。

石田英一郎对古典消逝感到惋惜，同时也通过亲身经历，讲述了个人觉悟，与时代共进的体验。《左传》成公十年记事，晋景公病危，招秦国名医问诊，答曰病魔转身为两个小孩子，逃到肓之上，膏之下，为药力所不及，所谓“病入膏肓”是也。石田与前辈民俗学者、东大教授柳田国男先生对话，听先生讲“病入膏肓”一语时，心里充满了敬佩之情，但石田后来向自己的学生们讲到“病入膏肓”时，却有学生提醒他肯定是“病入膏盲”之误，因为下一代学生不知“盲”“肓”之别，连“知其然”都很奢侈了。

面对如此生动的过渡期经历，石田没有指责学生们不学无知之过，而是自我反省残存在内心的东洋传统读书人的特权意识。他进而认识到，在日本语的发展进程中，过于复杂的表意文字将遭清算，生僻的单语将会因表音文字大行其道而遭淘汰。从此，无论在日常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话语中，石田不再使用“病入膏肓”一词——他对此并不愤然，也不茫然，而是感到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