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石

　　在数学中有“最小公倍数”的说法。几个数公有的倍数，叫做这几个数的公倍数，其中最小的一个，叫做这几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在国际与地区及政治派别等关系中，人们常常借用“最大公约数”这一数学用语，来表达人们在许多分歧中最大限度寻找接触与合作共同点的交涉过程(或交涉结果)。在上述关系中，还有一种与此类似又不尽相同的交涉过程(或交涉结果)，也就是双方在满足彼此都能接受的最低条件下达成某种协议、约定和共识等(不一定写在纸面上，有时也可以是口头约定或君子协定)。双方约定不损坏、不抛弃这种共识。如果也用一个数学用语来表达这种共识的话，我觉得用“最小公倍数”来表达比较合适。如果说“最大公约数”的重点，倾向于对共同点的寻找和对分歧的超越，那么“最小公倍数”的重点，则倾向于对不超出最小共有限度的遵守。“最大公约数”在多数的场合没有约束力，而“最小公倍数”常常具有约束力。
　　中日复交时，双方对战争年代日本对中国究竟是“添了麻烦”还是“进行了侵略”，日本对中国究竟应该“反省”还是“道歉”争论不休。最后双方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找到了一个对过去战争的认识范畴，也就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了中国，广大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受害者，对战争不负有责任。”双方还约定，双方都不去抛弃或损坏这种认识范畴，这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最小公倍数”。
　　同是抗日战争的问题，中国把它作为中日关系中的“最小公倍数”，同时也把它作为建立国际广泛统一战线的“最大公约数”。
　　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遭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在外交上门庭冷落之际，邓小平提出“二十四字令”对外政策方针，就是后来流传出来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站稳脚跟，沉著应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数”。一边卧薪尝胆，一边寻找各种机会与西方缓和关系，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
　　1992年以后，虽然西方国家陆续解除了对中国的一些制裁，但是在高科技与军事相关的一些领域仍然没有解禁。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中国官方举办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中国首次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时纪念。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说：“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著各国友人的血迹。”他还说：“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彪炳千古的历史贡献。”
　　中国官方把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合起来，强调西方国家及前苏联对中国的支援及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可谓用心良苦。这就是在寻找外交的“最大公约数”——以回顾历史的方式，强调中国和西方国家等的“战友关系”。
　　小泉出任日本首相以后，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方面警惕。中方认为日本要否定中日关系中的“最小公倍数”，而小泉的后任安倍更强烈体现出脱却中日关系“最小公倍数”的束缚，完成“脱战后”的历史转换的意志。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一面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断交锋，同时还不断加强在抗日这个问题上寻找“最大公约数”。2005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作出安排部署：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将举行纪念大会。有关部门还将举办大型主题展览、文艺晚会和学术研讨会。中国第二次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合在一起纪念，并请来了俄罗斯、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老战士，胡锦涛还在纪念大会就日本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辩护敲打日本。
　　2005年5月9日，俄罗斯莫斯科举行战胜纳粹德国的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活动。在这项纪念活动上，中美俄欧等大国领袖云集，日本早早表明不会出席，可又怕成为国际笑柄，小泉首相略改口风，表示“可以的话也想一行”。但此举却招来右翼势力不满，《产经新闻》在社论中力促小泉三思，称否则可能会“种下千载祸根”。与日本的闪烁其辞不同，德国总理施罗德大方地表明会参加，可见日本在“反法西斯胜利”这个世界性的主题面前处境已经十分尴尬。这里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日本要脱却中日关系中的“最小公倍数”，实质上就是和中国以抗日战争为主题建立国际广泛统一战线的“最大公约数”对立，而这个“最大公约数”，是一种世界性的共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日本以外的国家不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没有一个国家认为德国、日本、意大利组成的轴心国所发动的战争是自卫的战争，这对日本来说就构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构图：要脱却中日关系中的“最小公倍数”，所面对的就是与世界性的共识对立。这不是中国在有意和日本对立，而是一种历史的自然流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