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 哥
　　事到如今，只好与刚买了V弓子的大桥先生商量，希望他回去以后发现那V弓子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换一支同样价格的其他弓子给他，那我就双赢了。但大桥先生接到我的电话时正在兴奋之中，而且还用新买的弓子在准备电视演出。
　　一个要买，一个不卖，我怎么办？我一天到晚想著怎么回近藤电话，心里像砸烂了五味瓶，到处是怪味道。一天天过去了，我不敢打电话去说明那弓子已经卖掉了，怕他听了受刺激又发病，那我可担当不起。我是开琴店的，决不干间接杀人的勾当。那憋在心里的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不料，我不给他电话，他的电话却来了：“我刚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我又复发了，又要立刻住院。所以我要的那支弓子能不能等我出院后再说。我是说我怕万一，万一我那样了，不能让家人为我背账。”听了这个电话，我简直像圆吞了块薄荷糖，清凉到心底去了。这不就没有麻烦了吗？
　　不记得几个月后，反正我已经把近藤弓子的麻烦基本忘光的时候，我接到了近藤太太的一个电话，说她丈夫昨天在梦里又念叨那支弓子，虽然丈夫馀命可能只有半年，但在他生时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得到喜欢的东西。至于300万日元，按丈夫的计划每月10万分期付款。
　　到了这等田地，我别无选择，只能自己为他做一把V弓子的仿制品。但这样做有两个冒险的问题：一，无论我的仿制品从外观上做得如何跟真品如出一辙，但拉起来感觉总是不同的。我不是吹牛说我九哥比那位法国V大师高超多少，我是说弓子是木头做的，木头没有一样的，不同的木头做出来的弓子拉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道理就这么简单。但得知近藤不但已经不能拉琴，甚至连下床都困难。这样的话，至少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是，我本人做的仿制品在日本的销售价是50万日元。如果我收他300万，就不是“仿制”，而是“作假”了，那性质就严重了。为此，我与有关法律事务所联系，想出的方法是我事先写好此弓子为复制品的证明，以及价格50万的金钱请求书。封好交给律师事务所保管，等合适的时候交给近藤家属，退还多馀的钱就行了。这样做就不怕以后讲不清楚了。
　　之后的事情就容易多了。我打电话通知大桥先生，说是该为他免费弓子维护和换弓毛的时候了。弓子回到了我店里以后，我又是测量又是拍照，立刻动手赶做复制品。木头部分以及油漆仿古我很拿手，但银配件部分就麻烦了。我必须不断出汗，不断把汗水涂在银配件上，好让它快点氧化变黑而看上去很旧。
　　近藤拿到我的弓子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他向太太伸出双手，太太赶忙把弓子递了过去。他没有去接那支他到死都渴望的弓子，而是先紧紧握住了太太的双手，好久好久。之后才流著泪从太太手里把那支我亲手做的、让他以为是V弓子的仿弓接了过去，满足地握在手里。
　　5个月后，我接到他儿子的电话，通知我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至于那250万日元的馀款，我已经决定放弃读大学，立刻参加工作。等我工作定好了，我会履行父亲与你的协约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把10万日元……”
　　“请等一等。”我打断他说：“你应该去读大学。那是你父亲的遗愿。再说，你父亲已经付了50万，账已经清了。我是说我们外国人有一种人过账清的风俗。还有，你父亲教了我许多东西，说起来我还欠他一笔学费啦。”
　　“我父亲教了你什么东西？”
　　我没有回答他儿子的问题。是啊，近藤San教了我什么东西呢？
　　一个人，至死都能执著地酷爱和渴望著一件物，或者一个人，并能最终得到它（她），是桩何等幸福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