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 石

　　本千叶商科大学华人教授赵军，在9月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中日关系及日本教科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采访纪录。
　　记者：昨天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正式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并发表了政权构想，其中也有外交政策构想，从赵先生来看，安倍政权成立以后中日关系的前景如何？
　　赵：我们关键是看他们行动。日本历届内阁成立之前，总要做出种种姿态和许诺，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最后落实和实现，要看这些政治家的政治抱负和政治运作能力，还有国际和国内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上任以后能做一些事情，有的人就是开空头支票，还有的人许愿很多但是没有做成什么实事。我们看一下5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在组建政权之前，能提出一两个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比如说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田中角荣内阁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这些政治家也面临著种种困难，但是他们发挥自身的运作能力，基本实现了当初的许诺。所以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今天早上听到电视上有人评论，认为安倍政权是软弱的小泉政权的拷贝，如果这种说法成为事实，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上是令人担忧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安倍本人在参选的前前后后，也释放出了一些不完全等同于小泉政权的信号。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令人担忧，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管谁出任下一届首相，都必须正面应对和解决这个难题。希望新的首相和内阁在这方面能够拿出一些具体的积极行动来。
　　记者：中国有的官员透露，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靖国神社问题，只要靖国神社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赵：靖国神社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关键是对近代以来走过的整个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总结。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已经按照当时的方式做了一个解决，但是解决得并不彻底，主要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界定没有做出法律上的处理，更多的是希望日本的领导人多从道德、文化和感情的角度来对待历史问题，寄希望于他们的“自觉”。这在当时是有成效的，但是今天看来这种处理方法也存在问题，对方如果不“自觉”，双方就很容易在道德问题上纠缠不休，在感情上激烈对立。靖国神社的存在，是真正责任问题没有得到清算的象徵，围绕著靖国神社的争论只是表象之一。
　　记者：您一直在研究教科书问题，现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发生内部纠纷，组织内部很乱。您看在安倍政权成立以后，教科书问题还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争点？
　　赵：还有可能。编撰会内部的纠纷，是他们人际关系矛盾的爆发，丝毫没有说明他们已经抛弃了“自由主义历史观”。所以，这些人、这些势力还存在，还有不断发展的迹象，整个问题的实质没有改变。当然也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他们编撰的教科书的选用率非常低，出版社不愿意给他出版，使他们不得不自己出版，或者找别的出版社出版。
　　记者：据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前会长八木秀次是安倍晋三的智囊，安倍晋三本人也是“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会”的会员，以前还当过该会的事务局长。他担任首相后，“新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会不会变本加厉？
　　赵：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很令人担忧的。虽然“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选用率很低，但是也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各地教委和教科书选用委员们在选定教科书时，或者为了息事宁人，或者为了寻找平衡，也大幅度地压低了比较详细记述过去战争教科书的选用比例，结果使一些对敏感历史的叙述比较含糊，立场模棱两可的教科书的选用比例大大提高。和过去相比，总体趋势还是倒退了。
　　记者：日本有许多人说，中国的教科书在煽动反日情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赵：中国的教科书从体例到内容，近年来都处在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中，如何更全面和更客观地叙述历史，国内学者们也在进行著争论。但是中国的教科书和学校的历史教育不是所谓“反日教育”，而是爱国主义教育。对战争的描绘和对中日关系的描述基本没有脱离政府规定的范围，在些表现上还是相当克制的。但是对于中国以年轻人为主的反日情绪要作具体而细致的分析，因为它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不在于学校教育，主要是社会教育的结果，也是现实的中日关系教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