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 哥
　　上次回国，路过上海回日本，还是住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外宾楼。吃过午饭散步到武康路口，就又看见那盏路灯∶那盏20多年前我从上海音乐学院下课后，每天等著我当时的冬娅下班回来时，靠著它微弱的光线画豆芽菜作和声作业的路灯。不禁又想去看看我昔日的上海老岳母大人。
　　我上海的前岳母离休前是上海一家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是母亲年轻时代一起闹革命的同学，就是说也是湖南人。为母亲同她攀上亲家是20几年前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候的事。
　　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那么大个中国，上得了台面的音乐学院却只有两家，上海当然是其中之一。1979年我报考时，给外地的小提琴专业只有两个名额，而从全国各地来的竞争者竟达200多名。像我这么个毫无艺术基础社会根基的湖南“乡巴佬”，能成了个编制外的走读生，靠的除了“排除万难”外就是不屈不挠的意志，换言之：就是不要脸地死赖皮。所谓“走读生”就是说，学校不安排地方住，每天走著来读书。
　　当时，大学生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艺术院校又是大学中的佼佼，而音乐学院更是艺术院校的佼佼，小提琴专业就应该算佼佼中的佼佼了。白天，我胸前挂著个“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徽，走路像跳芭蕾舞，但只要太阳一落山，我的脚就像被推进地狱一样的沉重。
　　我在上海举目无亲（也不完全精确，我是还有个有钱的堂姑妈，也曾可怜过我八天），我把我的家，也就是牙膏牙刷肥皂毛巾刮胡等所有的用具，集中在一个大背包里，每天吃过晚饭就开始寻找“安家”的地方。那地方可以是同学的练琴房、通宵电影院、或者一些不好意思讲出来的空间。我当时真想变成小动物，把自己藏进背包里。
　　冬天来了，相信冬暖夏凉的九哥，又去了在最炎热的夏天都经常著凉的防空洞里。但是，连件棉衣都没有的我，在那个天然冰冻保鲜洞里，恐怕到不了天明就会变成刀枪不入的物质。
　　我沿著复兴中路走来走去，故意脚脚都踩在落叶上，发出“咂咂”的声音以驱走心中的孤独。来到复兴中路武康路口，抬头看到了母亲熟人曾阿姨家里的灯。那灯光实在是温心。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出卖面皮来获得身体其他部分的正常运行，难道不是件很划算的事，更况乎从来没有帮过我的母亲的熟人，不定是位比母亲有母性的阿姨。
　　就这样，曾阿姨搭救了我这条冻僵了的蛇。而这条蛇醒来后，却咬掉了一大口她家的太平，那一口正好是咬在了她家大女儿冬娅的爱心上，直到结婚，离婚……
　　想著想著，没几分钟，我就来到了那个熟悉的弄堂。事过了20年，世界折腾了八千来个昼夜，昔日的上海已面目全非；而我自己，也晃荡了几十个国家，游历了十几所大学，从那个无栖身之地的穷瘪三变成了在全世界拥有好些楼好些车的手工艺小业主，从中国湖南乡巴佬摇身成了个名副其实的挪威假洋鬼子。然而，武康路却依然如故，只是比过去清洁绿化了许多。
　　时隔20年，我又上了那熟悉的楼梯到了五楼。
　　前岳母仍然健康，只是头发全银。看著我，这个曾令她伤透脑筋的过期女婿，她踌躇了片刻。但我那花了20来年才磨练出来的真诚温和的笑容，终于让她相信我这条蛇已蜕化成了条虫。既然是条虫，这次就不会再给她带来灭顶之灾的事情。于是，她再度让我进了门。
　　几句寒暄后，前岳母告诉了我冬娅和她的丈夫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意思应该是叫我不要再去打搅她。她还告诉我：“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是去看我的二女。她嫁给了一位澳大利亚的先生。”老岳母把“先生”那两个字说得很慢很肯定，那“先生”显然不是岳母这样的教书“先生”，那口气中包涵了岳母对那位“先生”的一切XY。那一切XY是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马列主义教师为饭碗的老岳母，经过了改革开放，从不能容忍女儿嫁给外地人，进步到了为女儿嫁了个外国人而那种口气，也真的说明我国人民的思想与世界接轨的程度。
　　几句话讲完，前岳母突然把话题转到了过去：“冬娅那时为了你去卖血，到现在身体一直不好。那孩子真是个戆蠹（上海话□□傻瓜）。”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是戆蠹还是高尚”，那卖血的事又重新如洪水泛滥淹没了我的整个脑海。
　　2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上海零下2度。我身上除了多年前小莲姐姐给我织的那件毛衣，就没有可以御寒的东西。同大多数国人一样，当时我虽有工资40来块人民币，但对付了吃饭、买琴谱，和一些学习上必需的开支，就真的没有分文用来照顾自己的身体。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偷冬娅恋情的事被她母亲兄妹发现。这样恩将仇报不识好歹的垃圾，结果当然是扫地出门。
　　我跟著冬娅在她黄老师的书房里呆了两天后，又开始了我背包的流浪生涯。那些晚上，我躲在一位北京女同学的琴房里，她白天用来垫屁股的椅子和钢琴凳拼起来，就是我晚上奢侈的床。鼻涕流出来就当冰棍吃……天越来越寒冷，我肉打的身体终于缴械投降。连日，外界的寒气再也不与我相干。我想，就是光著身子，大概也照样要出汗的。医生说：“光吃药有什么用，关键是要多多注意保温。多喝些热水，加床大被子闷头睡两天……”你说那可爱的医生是不是很天真。
　　终于，冬娅把我带进一家商店，给我买了件厚实的外套。那是件两面都可以穿的羽绒外套，一面是深灰色，那是我每天的颜色，另一面是浅棕色，那是我出门办事时的颜色。那件衣服花了80块人民币，再说一遍：是80块人民币啦！那相当我两个月的工资。如果现在上海人的工资是2000人民币的话，那件衣服就要算是4000，若按我如今在日本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那件外套就不知是多少个十万了。这种算法是何等的罪孽！
　　送冬娅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倒在我怀里。我正要说她撒娇也没必要当众，她却说是头晕。再三追问，才知道她刚刚卖了血，连饭都还没顾得上吃。我一把将她抱住，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冒了一身的汗，怀疑是那用血换来的鸭毛的厉害。我抱著她，好久，好久。有个清洁工老阿姨一直看著我们，好像想要教育我在公共场所要讲究文明。我没空理她，只从心里憋出几个字：“冬娅，我保证，从今以后，我有一口饭，就有你的半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