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徐志摩在1918年10月11日，与胡适之、朱经农一起到上海民厚里121号访问留日学生郭沫若等，看到了创造社同仁的生活窘境。梁实秋在1921年也曾去过上海标准的上等贫民窟民厚里寻访创造社诸君，而情形仍与志摩描写的一模一样。当时，“创造社的几位作者都在，坚留午餐，一日妇曳花布和服，捧上一巨盆菜，内容是辣椒炒黄豆芽，真正是食之无兼味。当天晚上以宴我为名，到四马路会宾楼狂吃豪饮，宾主尽醉，照例由泰东书局老板赵南公付账”。对比之下，梁实秋感慨道：“困苦生活培养出来的一股‘狂叛’精神，是很可惋惜的；但是席丰履厚的生活，所育煦出来的那种对‘梦想的神圣境界’之追求，又何曾是健全的态度？二者都是极端的，所以我说成了强烈的对比。”其实，这两种极端精神就是浪漫主义。
　　在五四新文学滥觞时期，以郭沫若、郁达夫等留日学生为主的创造社，与以徐志摩等英美留学生为主的新月社，都是浪漫情愫的身体力行者，但两者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却相差甚远。在欧美浪漫主义思潮东进的过程中，日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中介，因为早期激进的新文学作者大都留学日本，对20世纪初的日本文学思潮有切身感受。
　　鲁迅早年在日本完成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为新文学初期的浪漫反叛精神吹响了启明号角；而创造社由高昂坠入艰晦的浪漫气质，一半来自穷困留学生活的压抑，一半来自日本浪漫思潮的熏染。
　　日本在世纪交替之际，由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人以《文学界》杂志为核心，形成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出现了岛崎藤村著名的浪漫诗歌和德富芦花的浪漫小说《不如归》。即使后来演化出自然主义文学，依然洋溢著浓郁的浪漫情调。1910年以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的“唯美派文学”和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为代表的“白桦派文学”，为日本文坛同时引进了世纪末的颓废主义、唯美倾向和充满人道主义气息的新理想主义。这些倾向，都为中国早期新文学打上了深深的日本印记。
　　日本文学传统，始终示人以哀婉、低沉、清静、阴柔的女性美。日本作家在儒家思想之外，以神道观念为根本精神。在日本文学中，艺术与现实是相互隔离的，日本作家每每在社会上或生活中遇到挫折，便逃逸到艺术世界中去咀嚼莫以名状的痛苦。斋藤清认为，日本文学有五种风格：素淳、感伤、幽玄、静寂、慰安。日本文学善于把感伤的心情与景物描写和季节追踪相结合，不刻意追求昂扬的高调。从《源氏物语》开始，日本文学就追求女性的哀婉、凄迷，带有突出的感悟、伤怀的气质，成为“苦闷的象徵”。在世界文学中，像日本作家那样善于咀嚼忧伤，并由苦闷而导致自杀的案例之多是绝无仅有的。日本文学的病态特质，使得浪漫主义的感伤、忧郁和唯美的一面得到了张扬。经过日本文学的中介，欧美浪漫主义中的宗教情感的庄严和崇高被过滤，剩下了东方化的浪漫情愫深深浸染著五四新文学的早期作品，比如新文学初期的小说，在形式上接近日本的“身边小说”和“自我小说”，印象式的小诗运动则来源于俳句的影响等等。
　　五四新文学浪漫情调的产生，首先来自于作家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诸如经济、事业、爱情等各方面的挤压。郭沫若在《女神》中显示了狂傲的叛逆者形象，郁达夫则在《沉沦》中展现了苦闷的压抑。但随著时代激情退潮，郭沫若也收起了“女神”时代的英雄主义气质，走向了《星空》和《瓶》的忧郁华美，而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小说如《哈尔美萝姑娘》、《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都无可避免地沾染上了低沉、哀惋的情调。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更是生性孤傲、感情脆弱，具有突出的纤弱和超常的敏感，显示出过渡时代青年的标准品性。新文学作品中，纯粹发自主体感受的不顾一切的呻吟、悲泣、呼号乃至绝叫，使得忧郁、感伤的悲苦之音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英国作家福斯特后来曾在《浪漫主义》一文中认为：“从文体上看，浪漫主义叙事文学，趋向于集中在两个领域，自白的和历史的。”初期新文学作品几乎都带有明显的自白成份和自传色彩，即使是鲁迅也要经常回到他的经历和记忆中去汲取创作的灵感。在郭沫若、郁达夫，尤其是后期创造社新人的小说中，主人公“我”几乎可与作者形象重合。郁达夫的历史名篇《采石矶》塑造的著名诗人黄仲则，其实就是自己的写照。
　　在文体上，诸如日记、信札、情书、传记、游记、随笔、小诗等，充斥文坛，出现井喷，显示倾诉性的浪漫文体一时间占据文坛主流，成为时尚。在新文学发展渐上轨道的四十年代，张爱玲曾指责这种流风异俗为“新文艺腔”，不妨看成是成熟作家对浪漫路上日本病的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