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in日本 唐辛子
在日文推特上，我关注了二位日本作家：一位是村上春树，但他几乎不使用推特，最后更新的一条推特还是前年的，而且只有一句叹息“やれやれ”。而另一位作家濑户内寂听，则与村上春树正好相反，是超级勤奋的推特发烧友：寂听不仅每隔一定时间就发送一段“濑户内寂听名言”，还不知疲倦地在清早对每个人轮流说“早上好”。一开始收到这样的清晨问候，我非常兴奋，马上恭敬地回复说“寂听先生早上好！”。但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些“濑户内寂听名言”和清早的问候语，都是一个名叫“濑户内寂听”的“机器人”在按设定程序定时播发的。
不过这也足以令我感叹：作为一位年满91岁的尼僧作家，濑户内寂听实在是太时髦了！
三年前，因为撰写《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一书，我曾前往京都的寂庵，拜访过当时89岁的濑户内寂听。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寂听都会在京都寂庵举办法会，日本全国各地的寂听粉丝们，须要提早二个月先写明信片申请，然后再通过抽签，抽到前200名的，才能参加寂听每月一次的法会。
虽然我申请参加法会的明信片抽签时落选，但还是很特别地收到了来自寂庵的邀请，荣幸地走进了寂庵，并在法会后在寂听先生的会客厅内得以单独与寂听先生见面，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边吃京都的泡芙，一边闲聊了近一个半小时。
现在还记得，当时独自坐在寂听先生的会客厅，等待着见面时，内心是非常紧张的。但这份紧张很快就被寂听先生打破了：年近90的寂听居然是一路小跑着进的会客厅，看到我名片上“唐辛子”三个字，寂听先生马上就变得乐不可支，像位顽童一样大笑起来---因为“唐辛子”在日文中是“辣椒”的意思。所以寂听边乐边告诉我说：她二十多年前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作家巴金请她吃饭，那个辣呀——寂听说“那些菜里放了许多唐辛子，辣得我好痛苦。”
坐在幽静的寂庵，寂听先生跟我谈起她年轻时在中国的一些经历。那时候的寂听还叫晴美，丈夫是一位由日本政府公派到中国北京的留学生，后来留任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学府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古典音乐研究，书房里从墙根到屋顶全都堆满了书。
寂听说：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是在北京生活的二年零八个月。那时候还叫做“晴美”的寂听，婚后第二年，在北京生下女儿理子，与丈夫的小日子过得平稳幸福，每天最重要的功课，是推着婴儿车去什刹海周边散步。
回忆起在北京的那段生活，寂听曾经在随笔中这样写：
“在家庭的里，我是家里的模范主妇。妥善安排微薄的家计、照顾大病的丈夫、顺应丈夫的工作变动、育儿、与丈夫的朋友们打交道、学料理，无论是哪一方面，我的成绩都在平均线之上。作为学生时代优等生的我，即使处于家庭主妇的位置，如果不能拿到同样优等生的成绩心里就会感到不安。”
当时侵华日军正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不同规模的“扫荡”，无数中国人因此流离失所，过着非人的生活。而初为人妻初为人母的晴美（寂听），却正在北京的新家里，努力经营着属于自己的“正常的家庭生活”。为此，寂听先生后来在书中这样回忆到：“就这样我在北京开始经营起自己的‘正常的家庭生活’，感觉非常幸福。家庭之外，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进行时。虽然就连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占领过来的土地，可是当时的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居然是建立在巨大的国际罪恶之上的。”
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所有在华的日本人，都一批接一批地被遣送回国。专门研究中国古典音乐、酷爱中国文化的晴美（寂听）的丈夫，虽然很想一辈子扎根中国，甚至想在自己死后连遗骨也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但作为日本人，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1946年，晴美领着年幼的女儿，跟随丈夫一起，搭乘最后一班遣送船，被遣送回日本的家乡德岛。
寂听先生对我回忆起她年轻时在中国的那段岁月，无限感概地说：当时，中国人完全可以将我们这些日本人都杀掉，我们自己也以为那时候一定都死定了，但是中国的军人没有这么做，而是将我们遣送回国。
中国是个非常绅士的国家---寂听说。
在聊完中国，吃完泡芙之后，我将我写的《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一书的草稿拿给寂听看。记得当时书稿拿出来时，我内心还相当紧张，因为我将描写寂听人生故事的标题，取名为《濑户内寂听的“放浪武士道”》，不知道寂听是否会因此不高兴呢？但结果寂听看过之后，开怀大笑，说：“唐辛子桑，这‘放浪’二字，你用得真好！这说明你是认真看过我的书的人，没有比‘放浪’二字，更适合我的了！”
临离开寂庵之前，我问：“寂听先生，夏天我会回中国，中国有什么您喜欢的东西吗？”
寂听想了想，然后拍了拍我的肩，快活地说：“茶叶啊！茶叶！我特别喜欢中国茶！”
在那一瞬间，我发觉我真心喜欢上这位无拘无束的尼僧作家了。因为她不会像其他日本人一样，故作客气地摇头说：“不用不用，别客气，那样太给你添麻烦了。”而是说“茶叶啊！茶叶！我特别喜欢中国茶！”。
这样寂听，实在是太可爱了！难怪她虽然年过90岁，却依旧粉丝成群。因为她实在太无拘无束了，那份放下一切之后的自由自在，无法不令人着迷，引人向往。
在日文推特上，我关注了二位日本作家：一位是村上春树，但他几乎不使用推特，最后更新的一条推特还是前年的，而且只有一句叹息“やれやれ”。而另一位作家濑户内寂听，则与村上春树正好相反，是超级勤奋的推特发烧友：寂听不仅每隔一定时间就发送一段“濑户内寂听名言”，还不知疲倦地在清早对每个人轮流说“早上好”。一开始收到这样的清晨问候，我非常兴奋，马上恭敬地回复说“寂听先生早上好！”。但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些“濑户内寂听名言”和清早的问候语，都是一个名叫“濑户内寂听”的“机器人”在按设定程序定时播发的。
不过这也足以令我感叹：作为一位年满91岁的尼僧作家，濑户内寂听实在是太时髦了！
三年前，因为撰写《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一书，我曾前往京都的寂庵，拜访过当时89岁的濑户内寂听。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寂听都会在京都寂庵举办法会，日本全国各地的寂听粉丝们，须要提早二个月先写明信片申请，然后再通过抽签，抽到前200名的，才能参加寂听每月一次的法会。
虽然我申请参加法会的明信片抽签时落选，但还是很特别地收到了来自寂庵的邀请，荣幸地走进了寂庵，并在法会后在寂听先生的会客厅内得以单独与寂听先生见面，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边吃京都的泡芙，一边闲聊了近一个半小时。
现在还记得，当时独自坐在寂听先生的会客厅，等待着见面时，内心是非常紧张的。但这份紧张很快就被寂听先生打破了：年近90的寂听居然是一路小跑着进的会客厅，看到我名片上“唐辛子”三个字，寂听先生马上就变得乐不可支，像位顽童一样大笑起来---因为“唐辛子”在日文中是“辣椒”的意思。所以寂听边乐边告诉我说：她二十多年前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作家巴金请她吃饭，那个辣呀——寂听说“那些菜里放了许多唐辛子，辣得我好痛苦。”
坐在幽静的寂庵，寂听先生跟我谈起她年轻时在中国的一些经历。那时候的寂听还叫晴美，丈夫是一位由日本政府公派到中国北京的留学生，后来留任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学府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古典音乐研究，书房里从墙根到屋顶全都堆满了书。
寂听说：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是在北京生活的二年零八个月。那时候还叫做“晴美”的寂听，婚后第二年，在北京生下女儿理子，与丈夫的小日子过得平稳幸福，每天最重要的功课，是推着婴儿车去什刹海周边散步。
回忆起在北京的那段生活，寂听曾经在随笔中这样写：
“在家庭的里，我是家里的模范主妇。妥善安排微薄的家计、照顾大病的丈夫、顺应丈夫的工作变动、育儿、与丈夫的朋友们打交道、学料理，无论是哪一方面，我的成绩都在平均线之上。作为学生时代优等生的我，即使处于家庭主妇的位置，如果不能拿到同样优等生的成绩心里就会感到不安。”
当时侵华日军正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不同规模的“扫荡”，无数中国人因此流离失所，过着非人的生活。而初为人妻初为人母的晴美（寂听），却正在北京的新家里，努力经营着属于自己的“正常的家庭生活”。为此，寂听先生后来在书中这样回忆到：“就这样我在北京开始经营起自己的‘正常的家庭生活’，感觉非常幸福。家庭之外，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进行时。虽然就连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占领过来的土地，可是当时的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居然是建立在巨大的国际罪恶之上的。”
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所有在华的日本人，都一批接一批地被遣送回国。专门研究中国古典音乐、酷爱中国文化的晴美（寂听）的丈夫，虽然很想一辈子扎根中国，甚至想在自己死后连遗骨也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但作为日本人，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1946年，晴美领着年幼的女儿，跟随丈夫一起，搭乘最后一班遣送船，被遣送回日本的家乡德岛。
寂听先生对我回忆起她年轻时在中国的那段岁月，无限感概地说：当时，中国人完全可以将我们这些日本人都杀掉，我们自己也以为那时候一定都死定了，但是中国的军人没有这么做，而是将我们遣送回国。
中国是个非常绅士的国家---寂听说。
在聊完中国，吃完泡芙之后，我将我写的《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一书的草稿拿给寂听看。记得当时书稿拿出来时，我内心还相当紧张，因为我将描写寂听人生故事的标题，取名为《濑户内寂听的“放浪武士道”》，不知道寂听是否会因此不高兴呢？但结果寂听看过之后，开怀大笑，说：“唐辛子桑，这‘放浪’二字，你用得真好！这说明你是认真看过我的书的人，没有比‘放浪’二字，更适合我的了！”
临离开寂庵之前，我问：“寂听先生，夏天我会回中国，中国有什么您喜欢的东西吗？”
寂听想了想，然后拍了拍我的肩，快活地说：“茶叶啊！茶叶！我特别喜欢中国茶！”
在那一瞬间，我发觉我真心喜欢上这位无拘无束的尼僧作家了。因为她不会像其他日本人一样，故作客气地摇头说：“不用不用，别客气，那样太给你添麻烦了。”而是说“茶叶啊！茶叶！我特别喜欢中国茶！”。
这样寂听，实在是太可爱了！难怪她虽然年过90岁，却依旧粉丝成群。因为她实在太无拘无束了，那份放下一切之后的自由自在，无法不令人着迷，引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