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中国矿难十天五起，似乎已进入了危机大爆发、亏欠总清算时期。继2004年煤矿重特大事故多发之后，2005年更加变本加厉，成为矿工朝不保夕，家属撕心裂肺的灾难年。相比于引起全国警戒、全民动员的非典和禽流感疫情造成的危害，各地矿难带来的损失远在其上。尤其残酷的是，每次矿难都以上百人的生命代价，来为官商勾结下疯狂血腥的原始积累买单付账──中国矿难背后的制度缺失和人性陷落毕露无遗。
   煤炭工业是一个技术性强、风险性大、管理要求高的行业，但在经济高速发展导致能源紧缺的情况下，万马奔腾挤占能源独木桥，除了加快产出以聚宝敛财以外，技术、安全、管理诸要素已被中国的大小煤矿置之脑后。“矿主发财、矿工丧命、国家买单”的现实，就是当前中国矿难最直观的写照。
   中国的煤炭工业何以沦落为人间地狱？《中国青年报》记者曾经在广东兴宁矿难后采写了《兴宁矿难揭开四望嶂破产转制谜局》一文，今昔对照，事实说话，揭示了矿难频发背后深刻的制度隐患和社会根源。在1968年已建成花园式煤矿的兴宁四望嶂矿区经历了三个发展十年。1968－1978年，矿务管理、安全生产、质量检验等，都能按国家标准和矿务局规章执行，全矿两万多人，人心齐、觉悟高，欣欣向荣。1978－1988年，随着政策转变，在1985年开始实行矿长负责制，由于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生产管理开始混乱，亏损随之严重。1988－1998年，是整个四望嶂矿务局遭受浩劫最多的一段时期，官商勾结，掩耳盗铃，掠夺工人和国家利益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1996年前后，煤炭业面临生死劫，先强制关闭再转让给私人。官商联携，攫取私利，成为“平衡过渡”、“转制成功”的真实注脚。一个产值上亿的明星煤矿最终成为私人提款机，而矿工的利益被出卖，矿工的生命如纸一样地在风中飘。
   在过去十多年里，不少经济学家都把产权改革视为中国改革的攻坚战。国家为了甩掉国企包袱，大肆鼓励民营化、私有化，仿佛企业一私就灵，一私就活。但从一个长时段的时空周期来看，目前的私有化只是一个巨大的资产转手和历史洗钱过程中的最新一环。中国在建国后推行私人企业全民化，后把全民企业收归国有化，现在又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历史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圆。但新的私有企业拥有者和经营层不靠个人的勤劳智能，创业致富，而是凭借既有的权力职务，巧取豪夺。他们只有对金钱和利益的绝对贪欲，却没有取之有道的耐心和对劳动大众的责任感。中国矿难频仍，正是私有化过程中积累多年的综合性隐患的大爆发。
   事到如今，依然有人认为包括各种矿难、污染、事故在内的灾难，还有成千上万普通劳动者被掠夺性的付出，都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本。他们声称，“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管不着，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国家呢？国家和政府是否也可以不讲价值和道德，而仅仅提倡、鼓励、执行功利主义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传统市场理论就是为了替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原始积累的残酷史实正名而被构建出来的。中国在过去十余年的发展实践，完全没有跳出传统市场理论的框架，因此导致无穷后患已是中国式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比如中国下大力气推行房产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等，无不以市场化为指归，寄希望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自然理顺其中的关系，却完全忽略了人的欲望、人的素质、人的道德水准可能发挥的作用。事实正是如此，寄望甚众的各项改革均被政府宣布为失败，民间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则是：“房改将你口袋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疯，医改为你提前送终”──这一切都说明，更为广大的普通民众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承受的只有压力，付出的只有代价，而没有成为“穷人经济学”的拯救对象。
   中国儒家价值观批判“为富不仁”这个千年宿命；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了义利之辩，希望能解决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与道德上的利他主义之间的矛盾，他的难题被归纳为“斯密悖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舒尔茨则提出了“穷人经济学”，主张经济发展“要从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转向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很显然，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幸福，最终不是一个物的投入问题，而是一种人的培养问题。马克斯．韦伯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假设：任何事业背后都存在着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必定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新教伦理中的理性、克已、自制等生命观，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投资提供了道德理由。然而环顾今日之中国，除了私欲膨胀、快速取利以外，似乎找不到促进投资和发展的外在道德理由，与金钱、功利、个人利益、知识能力取向相比，道义、奉献、集体利益、个人操守等价值地位在下降。如此社会风尚之下，中国矿难频发，只是危机四伏的社会隐患的冰山一角。事实表明，培养人的问题迫在眉睫。与提高劳动者素质相比，用制度去规范并改善经营者的品质，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