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大卫
   金岳霖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说过一句著名的论断：“凡属‘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都未必持久。”
   当年的年轻人，大概还不像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一样以爱国为天职，大都比较单纯和真诚；那时候的学者，也有一个自由思考的空间和环境，因此他们的一些论断，能够道出真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对于主义，胡适之先生就曾经提出过质疑，说过少谈些主义之类的话，然而主义仍然是少不了的。主义的确不能快速地解决问题，没有哪个主义，一旦确立便使人立地成佛。但是主义的作用仍然不可缺少，不信任何主义，就像毛泽东那样，也就成了胡作非为的魔鬼。好在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否则人类太不幸了。
   主义也好，时代精神也罢，都引导着不同类型的人，导致着不同的行为方式。我信奉的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扩展开去便是人本主义。我说这些主义是好的，因为它们能给大家带来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并且使社会进入良好的秩序。对于我来说，这些主义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解释我也明白和接受。当然，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也不是万灵丹，一旦民主主义得以实施，满大街都是圣人；一旦自由主义得到普及，贪污犯就把钱财交归公有，没有这回事情。这样的人类状态是一种空想，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人类的理想状态，事实证明那是没法实现的幻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也只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它们不是完美的，它们只是比专制主义和独裁主义好一些而已。
   信奉民主自由主义的人，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信念的习惯。他们自己明白民主自由的好处，也不强迫任何人接受自己的信条。这一点也是民主自由主义者的长处之一。对方如果不相信民主自由，也便任他去，更不会拿什么大帽子扣在人家头上。
   有些人信奉的则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我认为这两个主义便很像金岳霖先生提到的那种“时代精神”。唯一有偏差的是，这种“时代精神”已经持续了很久了，以人的一生来看，这些精神至少持续了几代人，而且很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信奉这两个主义的人，与信奉民主自由的人大不相同。大致有两点：第一，他们比自由民主主义者容易进入狂热状态，一旦进入狂热状态，就做出很多不负责任的，甚至是伤天害理的行为；第二，他们不容许别的信念同时存在，在他们那里，他们的信条是唯一的真理，跟他们不一致的信念，都应该铲除；那些和他们思维不一致的人，应该从肉体上消灭。这两点，和某种激进的宗教组织很相近。
   在上海南汇县，曾经有一位百岁老书法家叫苏局仙，他原是清朝末科秀才，当年上海沦陷的时候，老先生不愿意在沦陷区教“亡国书”，回乡务农；回到乡下，更不愿做伪乡长，正气凛然。按理说，这位老先生算得上是一位“爱国者”了，但是到了某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他仍然免不了受到虐待，家中的字画包括自己的文章，统统被红卫兵们付之一炬。
   这个例子，对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我想说的是，即便是行为没有瑕疵的“爱国者”，碰到更为狂热的“爱国者”的时候，也会惨遭不幸。何况普通人乎？
   读过王友琴的文章的人，都为那些无辜惨死的人痛心疾首。当年的那些高中生们，把自己的女班主任活活打死，然后把尸体塞入厕所，这在普通人听起来简直耸人听闻，但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我们想象不出什么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因为其行为之荒谬，已经超出了人类最基本的信念：你作为学生，把自己的老师活活打死，你能说自己善良吗？不能；你能说自己有爱心吗？不能……
   怎么解释呢？他们还有最后一条理由：我们是爱国的！因为我们爱国，所以要打死阻挡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反革命！
   这样一来，他们的行为就成了“爱国行为”，因此变得心安理得，老师也就白白被打死了。而且不但是自己的老师，任何被他们认定为“反革命”的人，都被他们打死而他们仍然心安理得。
   当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时候，他很可能会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这旗帜是掩盖自己?脏行为的遮羞布。
   卡扎菲上校的一名忠实的部下，带人来到利比亚最有名的国立大学，把图书馆里非伊斯兰教义的书清理出来烧毁，并且说了一句名言：“如果这些书与伊斯兰教相违背，那么它们就不应该存在；如果它们与伊斯兰教义相同，则它们就是多余的。”
   信奉爱国主义的人，也很有些这个味道。在他们看来，任何不信奉爱国主义的人都不应该存在。谢天谢地他们没有说过后面的半句话，否则连爱国的人，也可能进入朝不保夕的日子！
   我是一个崇尚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人，并且为之骄傲。但是，我仍然不准备把这些理念强加给任何人，就像对待基督教传福音一样，我始终认为，福音一直存在在那里，别人不信，我没有理由强迫别人去相信，也没有这个必要。自由民主也是一样，我自己相信并且因为自己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而庆幸，至于别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些信念，那不关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