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物言志”指的是寓情於物抒发感情。历代文人们对此方式屡用不疲。除了它那比喻的艺术可以用来抒发美和赞美的思想感情以外，更主要的还在於它的隐喻功能可以用来讽喻、影射、抨击时事及抒发个人对社会的不满，以及先於天下人的政见。这後一个原因是与历代的独裁统治分不开的。它使“ 托物言志”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形式之一。
文学史上举不胜举的“ 托物言志”的好文章折射出时代的黑暗和曲折的历史进程。“ 托物言志”的形式要用得好也非易事，既要有功底又要有见地；既要有锋芒又不能毕露。所以，不是高手，难成耐人寻味、让人拍手称快的作品。远的不说，近代的鲁迅就是用曲笔的大将。到了“文革”，不管高明与否，用这种表达方式的人就更多了，因要渲泄不平，除此形式之外别无选择。当时笔者也藉用蚂蚁、蝙蝠等抒发过对当局的不满。最让我得意的是一篇一九七六年年初写的题为《雪》的散文。写的是那年的那场将杭州西湖都冰冻了半月的大雪。我将那场封锁了世界的、让人不断跌倒的大雪喻作当时的政治，预言一旦阳光明媚，景物将大变。後来，这篇当时只能自我欣赏的文章终於见了天日，我将它发表在大学的刊物上，自然校友皆成了知音。可那时已是冰雪融化，不用顾虑“ 托物言志”会被问罪的时代了，影射的痛快自然大打折扣。
当今的中国，万物皆兴，应当说迎来了越来越好的时代。但问题是，在“ 托物言志”的方式还有用武之地之时，畅所欲言的环境并非容易营造。前几年在岩波书店看了在中国禁映的《菊豆》。根据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自己明白影片被禁映的原因。作品之所以要写已落俗套的旧中国农村题材，除了影射其它问题以外，主要是想通过菊豆想再嫁，陋俗却明确规定她不准再嫁的悲剧来反映当时中国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抨击“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既定方针”。既然有“ 对号入座”的“ 明眼人”，当然影片在中国要被禁映。我确为理解了编剧的“托物言志”而过了把瘾，更为其选用题材的良苦用心叫绝。
最近又听说《走向共和》被禁映了。说是江泽民、胡锦涛都认为片中对垂帘听政的表述於己不利。果真如此，我倒非去看一看（只怕已看不著了）。编剧若真有此意，只能说明“ 畅所欲言”在中国还是句空话，或者说是有前提的。
中国何时才能做到不让政府或个人的意志取代法律？文化人何时才能动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表现的自由？中国的文人既不能直言、直笔、直至最终直不起来，中国的历史也将不能理直气壮地写下去。
文学史上举不胜举的“ 托物言志”的好文章折射出时代的黑暗和曲折的历史进程。“ 托物言志”的形式要用得好也非易事，既要有功底又要有见地；既要有锋芒又不能毕露。所以，不是高手，难成耐人寻味、让人拍手称快的作品。远的不说，近代的鲁迅就是用曲笔的大将。到了“文革”，不管高明与否，用这种表达方式的人就更多了，因要渲泄不平，除此形式之外别无选择。当时笔者也藉用蚂蚁、蝙蝠等抒发过对当局的不满。最让我得意的是一篇一九七六年年初写的题为《雪》的散文。写的是那年的那场将杭州西湖都冰冻了半月的大雪。我将那场封锁了世界的、让人不断跌倒的大雪喻作当时的政治，预言一旦阳光明媚，景物将大变。後来，这篇当时只能自我欣赏的文章终於见了天日，我将它发表在大学的刊物上，自然校友皆成了知音。可那时已是冰雪融化，不用顾虑“ 托物言志”会被问罪的时代了，影射的痛快自然大打折扣。
当今的中国，万物皆兴，应当说迎来了越来越好的时代。但问题是，在“ 托物言志”的方式还有用武之地之时，畅所欲言的环境并非容易营造。前几年在岩波书店看了在中国禁映的《菊豆》。根据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自己明白影片被禁映的原因。作品之所以要写已落俗套的旧中国农村题材，除了影射其它问题以外，主要是想通过菊豆想再嫁，陋俗却明确规定她不准再嫁的悲剧来反映当时中国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抨击“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既定方针”。既然有“ 对号入座”的“ 明眼人”，当然影片在中国要被禁映。我确为理解了编剧的“托物言志”而过了把瘾，更为其选用题材的良苦用心叫绝。
最近又听说《走向共和》被禁映了。说是江泽民、胡锦涛都认为片中对垂帘听政的表述於己不利。果真如此，我倒非去看一看（只怕已看不著了）。编剧若真有此意，只能说明“ 畅所欲言”在中国还是句空话，或者说是有前提的。
中国何时才能做到不让政府或个人的意志取代法律？文化人何时才能动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表现的自由？中国的文人既不能直言、直笔、直至最终直不起来，中国的历史也将不能理直气壮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