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为一位国画家，我也特别爱画荷花，四十年的艺术生涯中，荷花是我重要的创作题材。我的画作精品中，荷花佔去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与我画的紫藤、葡萄、牡丹、牵牛花、野百合、梅花一样，承载着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的理想和憧憬。
曾任杭州刺史的中唐大诗人、首次为“西湖”命名，还为修筑白堤而写下《钱塘湖石记》，能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白居易有挥毫：“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品格的高贵与品性的谦卑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在我的心目中，人是灵与肉的复合体，其灵魂又与人格紧密相连，是衡量每一个活着的人卑劣与崇高之间的刻度指标，而荷花就能体现某种高尚的人格精神。不是吗？荷花拥抱众生的姿态是那么的平凡，但她又是不甜俗的。荷花“濯清涟而不妖”，骨格清奇，婉约优游，不喜与众芳为群，不会和凡花争艳，且令权贵气盛的狎邪者不敢轻佻，让窝有万银千金的浪蝶们敬畏三分，更不会在人们一片赞美声中享受一朝得势的晕炫。她有朴实端庄的风姿，凝眸慈祥，愿与最普通的草根庶民亲热为伍，经常以脱尽俗气的入世之相，满怀着善良和温情走进寻常百姓家。《周书》载有“薮泽已竭，既莲掘藕。”汉朝神农在《本草经》早就记述了她为庶民大众强身保健所作出的贡献：“莲藕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饥延年。”《四十二章经》中说：“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污染。”《秘藏记》释：“莲花部吾自身中，有净菩提心清净之理，此理虽经六道四生界死泥中流转，而不染不垢，乃名莲花部。”《无量清净尘经》云：“无量清净佛，七宝池中生莲花上，夫莲花者，出尘离染，清净无瑕……。”所以在佛教中，也只有七重荷花才能在天地混沌中担护一切至善的灵魂到达极乐西天。她落穆淡泊，风骨超逸，任凭浑噩麻木的世俗心态对永恒和正义的嘲笑与妒嫉，任凭那些从陈腐暗角里射出的企图箝口禁语的阴冷敌意，她都从容地面对，默默地坚强，甚至有着令人敬佩的强悍，磅礴睥睨，廓落恢宏，以及一派风轻云淡的潇洒，声响隆隆的誉、毁、褒、贬在她眼中只不过是小眉小眼小是小非一笑置之。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见证过二十五史城头旗帜频换的她，在岁月的烽烟中，在历史的划痕里，识知了多少世间人物和繁华寂灭。“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伴着西湖荷花长大的杭州人、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家、醒得过早的独行侠龚自珍词云：“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明知虚假的歌唱比死还冷，智者当然不为。故她远离那种“面具人生游戏”中的现实的虚荣，在孤标的寂寥中自我吟咏，决不随波逐流，更冷看那些裹着封建精神紧身衣的趋炎附势者燥热难当，满眼欲望，顶着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圣主朝朝暮暮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荒腔走板的滑稽表演。彩虹、霞云、朝露、曙光是她的生存能量，即便烟尘漫过，即便花颜不在，其身枝馨香依旧，是酷暑骄阳下自成一类的花卉，所以千百年来引得多多少少文人墨客、诗文大家为她奉上无数具有金子质地的不朽文字。我认为，在杭州如果没有西湖荷花，就简直不能享受夏日的美丽风光和精神层面的观感。你只要想想它迤逦妍逸、连枝带叶整个儿浮在水面上的景象，有哪一种花是这样的一种柔软生态？又不蔓不枝，能香远溢清？再加上与周边的湖山、花木、廊、轩、亭、阁、翘角飞檐及林荫下一对对有情人的身影笑语互为映衬，人倚花姿，花映人面，西湖的荷花更呈现出一种充满青春活力的灵性之美，有着生命力度的涌动。难怪我钦敬的龚自珍青年时期在湖畔苦读、湖上苦思时能感悟到先知先觉的灵感，一颗透彻和真诚的心，傲啸烟云，谈笑轻王侯。高吟屈原《卜居》中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来针砭时弊。面对平庸窝囊之辈吆喝唢呐、醉生梦死、灯红酒绿、精神堕落、歌舞升平、烟雾缭绕的广漠国土，在十八世纪早期就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似地吹响了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我当然也不会遗忘，1888年，30岁的布衣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发出的临世危言：“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钳口结舌，坐视莫敢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1998年版。）
“若一个人的心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我懂得只要是人，只要有吃、喝、拉、撒、性和爱等本能的欲望，只要有喜、怒、哀、惧、恨等基本的情感，只要有声誉、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都难脱骄傲、贪婪、淫邪、嫉妒，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种不易察觉的黑暗。其实我的灵魂也很怕冷！我承认自已身上就有许多人性的弱点，为了不让这种黑暗与弱点的状态扩大，特别是当体验到善与现实间无法合符、痛苦的精神迷惘中、对功名利禄等世俗成功的渴望时，不致使自己被恶所诱惑；特别是当我应付苦难的能力薄弱，意志下沉，要远离精神世界时，不致使自己被世俗的奢华虚荣所网入，个人信仰上我走向了基督教，因为从它这里我总能得到照亮我卑小之念的光线，在人生的某段黑暗遂道中，在瘴气烟雾里，助我穿过一时一地的困惑，超越一朝一夕的迷思。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心灵归宿，我不是那种“十字军东征”式的狂热教徒，我始终坚持着一个现代人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我知道世俗是逻辑的，交融着苦难与善行，仇恨与感恩的情感。我尊重其它人的其它信仰，我认识并承认，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多个文明体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除了基督教文明外，还有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文明的存在。伊斯兰教《古兰经》中“学者的墨汁浓于烈士的鲜血”这句话就说得很深刻，它提醒人们要学习知识，不要盲从崇拜，有超越依赖于血气斗智斗勇丛林逻辑的启迪意义。对佛教和道教，我不但不排斥，甚至研究过。遁入空门的著名书画家李叔同（弘一法师）圆寂前手书一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真让人茅塞顿开。另外，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盈虚消长之说、天干地支历法等在中国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我对中世纪欧洲大陆那些掌控教会的人，极端的无视人类其它文化和文明的存在，违反“一大二公”的基督教基本精神，不承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精神王国里人人都拥有自由，否定基督的爱是以大爱大善为基础的，爱是出发点，爱也是归宿，具有宇宙般宽大的包容性，却以神的名义行使世人的权柄，对人类最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们的酷刑谋杀，一直表示强烈的谴责。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揭示了四百年前，宗教独裁者加尔文以宗教改革者的名义夺得统治权后的残暴冷酷，为了在全国推行一种宗教和一种哲学，为了维护只有他才拥有对教义的解释权，以精通的人治谋略来曲解、异化基督教的内在价值和伦理本质性因素，将基督福音对提升道德人心的作用、对灵魂终极归宿的深切关怀，引向对世俗权力人物的膜拜。对不承认“加尔文是伟大先知”的任何一位自由思想者，都用火刑、监禁、苦役加以迫害，那实质是对圣经的暴力篡改和弒天背叛，是权杖和教袍卑污联姻下结出的怪胎。“耶稣，永恒的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被加尔文以宗教和国家的法律之名绑在火刑柱上、即将被猛烈火焰烧为灰烬的思想者米圭尔．塞维特斯那最后一声呼喊，打破了日内瓦顶上窒息般沉默的厚厚云层，惊醒了被蒙蔽蛊惑的教徒们去思考善恶真伪，摇动了禁锢思想，封杀言论，垄断文化，企图以“唯一真理”来统治人民的极权皇座，这位具有博爱胸怀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督徒不屈的声音也因此永久地在历史的长廊中迴荡。
人类的自由精神就这样在与专制邪恶反人类的博弈中，孜孜矻矻，一点点地用鲜血去争取来的；也就在这样警鉴方来的一次次牺牲中，人类一步步艰难地走向理性和文明。“在人类生存所系的重大事务上，没有人能逃避他的责任。”毋庸置疑，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一位中国艺术家如果仍然缺乏对这种人类自由精神的认识，对生命的意义没有坚定的信念，无灵魂、无独立人格，自私冷漠、唯利唯我，老于世故中为自己思想精神划出的是一条向下的曲线，不知公共关怀的意识为何物，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立场和人文情怀，没有艺术家的人格气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创造和传承精神财富的人，他（她）的艺术生命的整体状态就会不自觉地僵硬起来，虽然拥有极高的艺术秉赋，都称不上、成不了艺术大师，最顶级也只能算得上手艺精湛的工匠老师傅！
有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直言：当代中国文化界美术界无大师。我认为此言有一定的道理。大师是在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与尘世现实的激情冲突中才能产生，没有深刻、痛苦的反省体验，没有敢于和专制暴力作精神对极的人道主义，没有超越时代、没有刺穿人性和渗透人生的惊心动魄的原创性作品，没有挺拔孤高的灵魂，没有悲悯苍生的主体自律，没有一种格致正诚的理想、一种大道直行的信念、一种自由精神的挺进，怎能成为大师？可悲的是中国文化界美术界一些人格苍白、沽名钓誉、庸俗不堪的三流货色甚至不知大师为何物，以为自已头上被封了顶类似“xxx大师工作室”、“xx院长”、“xx主席”、“xx委员”的帽子，就有了“大师”的身份资格，以至自大猥琐的小商小贩式的手工技艺匠人扛着“大师”的红漆招牌，一个接一个地从地窝里钻出来，像疯狗一样四处跑，皮厚肉坚，疾走红尘，汲汲谋利于繁华闹市，在人格清正的人们面前，成为毫无人格美感、令人厌恶的劣质标本。拱托出了缺失伦理维度后的伪饰、虚假、虚骄、虚蛮及社会深层的疾锢与沉屙。特别是当今的中国文化界美术界，这一滑稽喧譟、功利浅薄的景致，真让世人贻笑大方。阴翳覆盖的心灵只能绽放出罂栗的娇艳！有的其实是文化艺术界的败类，利欲熏心的丑角，对自然、美、生命，并无丝毫的感知能力，堕落沦丧，良知殆尽，犹如行屍走肉，臭蝇附膻，贪婪地吸入肮脏的养分，输出艺术形式的大量废气，竟敢把天灾人祸造成的惨痛悲剧，当作又一场个人张扬作秀、吹嘘名气的好机会，场面上吆五喝六，蔚为精神奴仆丑类跳梁之大观，笑成市井谈资。连一个美院学生也懂得疑惑地问道：这样的人难道就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大师”吗？难道大师是这么滑稽地被官府冊封公告出来的吗？豢养能养出精神自由的大师吗？！
然而，一方面，我们对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文化观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自信地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艰难旅途中，在重塑中华文化精神之魂的斧凿中，在严峻的反思中，在道德心灵的感召中，去创造一个属于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时代，去雕刻出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群像。
真正的大师往往是无冕之王，往往不坐霸于庙堂，而是藏于民间，流于深水。
他们的作品承载着这个民族的精魂和历史，他们更应该是时代的先知和历史的候鸟。
中华文化真谛的重要内涵就是自由的思想。《易经．系辞》说得明白：“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告诉人们只有在殊途百虑中才能辨清认识真理。科学理性地来思考，当人这样的智慧生命产生以后，人类的知识大厦（包括对人文社会历史的认识）也不是用一种思想、一个主义去建立起来的。“雨入花心，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我想，只要抱着悲悯和利他精神，向往成为生活与心灵之间的信使，只要能做社会良知的守夜人，只要和平理性，相互阅读，各行其道，内心向善，充满怜悯，有着爱的终极关怀，一个多民族的10多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只能有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个声音呢？何必要用思想者的生命为代价来血腥相煎呢？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人类通过对知识的不断探索所创造出来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好：“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珠穆朗玛峰那个8848.13米的结论迷惑了我们多少年？牛顿在17世纪创立的“三维空间论”一直维持了两百多年，在20世纪初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推翻；天文学家们在近年才新发现，源自一百三十七亿年前大爆炸的宇宙，膨胀的速率并没有被本身的重力吸引而减缓，反而在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暗能量”（dark energy）驱动下，仍在快速地扩张；由于地球温室效应增大，地球磁场产生变化，使充满负极粒子的太阳风不断冲击地球磁场，把带正电的氧离子加速扯走，产生地球泄氧的状况。1989年，人类首次发现“反质子”的存在，为每秒一万公里的光速火箭找到了燃料基础的科学论证，使科幻片中人类的星际航行神话成为可能的事实。还有，人类最近才探明，太阳的面积其实并没有原来结论的那么大。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宇宙是四维空间观察到的宇宙，近日一些物理学家根据研究推测，很可能还有更高次元的空间存在。UFO到底是什么？远古群星是如何诞生？人类、地球和宇宙究竟有没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联系？许多现象现代科学和正统神学都无法解释，而人类不知的存在现象，肯定还很多。因而，人是进化过程中的追问者，人类文明本来就是一动态演进的历程。人类对未知的神秘世界的不停息探寻，实际是人类自身生存命运的必然需要，除非人类完全毁灭，否则人类必须不断地思索向前。老子言：「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16章）我认为：从蛮荒里走来的人类，是因为自由的思想的流动，才使时间产生意义；是因为自由的文字的表达，才孕育出慧识知性。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否则，我们和生活在同一物理世界里的四脚动物有什么两样？只有自由的阅读和自由的思想，我们才能“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反之，整个近代文明的发展也不会出现。正如中国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思想的传播者、杰出的共产党人、38岁时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残酷的“三绞”之刑处死的李大钊所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这里，我真奇怪有的文化人为什么对张作霖这个杀人越货的马贼、这个封建孽障、这个历史渣滓式的丑恶怪物能写出那么多的溢美之词？难道他仅仅因为是张学良的亲生老爸就可以黑白颠倒？就可以是非不分吗？）
这位思想先驱在黑沉沉的中国发出的空谷足音，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教益：“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箝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长。”（《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我读书笔记上有这样一段感慨：他们向往中国的富强，向往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停寻找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方法，为此，他们多少人身家性命、名利地位视若无物，只一心为将理想化为现实而奋斗。对于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初衷和民主情怀，我唯有深深地敬佩！
在此，我也要充满敬意地写出当年不怕政治高压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捐资厚葬李大钊屍体并照顾其妻儿的一批思想界文化界人士，不管他们以后的个人发展如何，当年的那份道义担当不应被洇没。他们是：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陈公博、汪精卫、戴季陶、李四光、鲁迅、何基鸿、王烈、樊际昌、梁漱溟、马叙伦等。
中国从秦始皇开始，由分封制的相对专制主义时代进入了郡县制的绝对专制主义时代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仅要禁闭人们的身体，总是还要禁闭、裁剪、围剿人们的思想。但是，在博大浩瀚的知识和艺术的海洋面前，任何权势大亨用任何手段来煎迫文化思想艺术理念上的异见，都不可能获得独一的霸权。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胸中没有上下千古之思，腕下何来纵横万里之势。目光不能穿越几百年，焉能成为大家大师？阔大、敏感、激荡思维的大艺术家们决不会接受某种唯我独尊的政治文艺思想的辖制。他（她）们必定反叛集体文化的塑造，去追求达到“千家说尽何需我，别具胆识问洪荒”的新思想开拓者的新境地，同时，总欲试图突破任何意识形态的文化操纵，透过繁絮的社会表面现象，对整个时代精神进行把握。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必然是自由精神的产物。没有气象万千的心理，何来万千气象的作品？艺术家如果没有自由思想的文化激情，则必然只是一个创造力贫乏的三、四流的角色。真正杰出的艺术家必然是思想的自由思想者，必定具有强烈的超越性和不拘一格的个人意志，不可能只去相信和被容许只能相信一种单一不变的文艺思想。这是因为艺术的生命力来自不可穷尽的自由思想之创造，而任何一种用单一政治教条训育出来的精神形态；包括政治领导人物倡导的艺术表达必须服从某种政治实践的刚性规定，都无法反映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艺术之心灵内涵。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有毒，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艺术无罪。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艺术的辉煌，都无一不是在对封建专制文化思想桎梏的勇敢突破中创造；在不被皇权加冕之后的封建儒学束缚的精神自由中璀璨。李白、杜甫、颠张狂素、苏东坡、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承恩、唐伯虎、徐渭、八大、石涛、曹雪芹、蒲松龄、鲁迅等等复等等，哪一个不是在自由心灵的海天风雨般的狂飙飞扬中，大鹏展翅，万斛泉涌，火光飞溅，五彩缤纷，嗤嗤作响，抒写出流传千古的文化艺术之瑰宝！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回到我们的生存现状中我也有着最起码的思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思（1818年—1883年）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原产地还是在欧洲，其学说核心思想诞生地恐怕就在大英帝国所属博物馆的一张书桌旁。我曾佇立在该处长久深思：马克思是从研究古希腊哲学、民主建制、德国哲学和宗教，以及英国、法国的政治和唯物主义影响等方面深入，才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闪耀着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大本大本的书籍，那些经历过岁月沧桑的厚厚黄页，给了马克思多少有益的启迪？而马克思就因为有一个可以自由阅读、自由思考、自由书写、自由发表阐述自己学说的客观环境，世界上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笔记中曾大力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为“桎梏心灵的枷锁。”他在生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他极不希望别人把他的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分析理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事实上，欧洲的无产阶级并未如他所预言，同资本家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式的阶级斗争，而是走上了双赢的工会改良路线。恩格斯在1893年5月11日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记者问恩格斯:“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马克思自己曾经不只一次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选集》4卷第695页）最近，德国著名政治学教授、马克思研究专家马斯．迈尔的谈话也不无道理：“就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一样，马克思具有多面性。……马克思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批评，仍然给人以启发，对现代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但是作为对于现代世界的总体解释，他的理论的确已不符合当今时代实际了。”苍狗白云，岁月变迁，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年来，它在古老的中国土地生根并一直主宰着中国的文艺思想，死板教条地统领着文、史、哲、经、法诸领域，而为了消灭一切“思想异端”，晴天撑遮，落雨收伞，乾坤倒转。在一场又一场的批判斗争以及各种政治权谋倾轧中，在反覆的颠狂、冲刷下，多少有着独立思考的中华英才被赶进了“枉死城”。背叛羞辱着忠贞，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甚至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由于缺失一种自由表达、权力制衡的民主机制，忽加诸膝，忽弃之渊，又有多少满腹韬讳经略的高人在漠视别人的人生悲剧中，展开了自己的悲剧人生，被翻烙饼般的折磨着，赍志而殁。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政治上越来越“左”，推出的国政方针也越来越缺乏科学的合理性。当年的大跃进，在“超英赶美”的狂热的集体意识的口号下，驱使人们发疯般地乱砍乱伐掉10多亿亩森林，糊里糊涂地大炼出几千万吨“废铁渣”。最终导致多少人吃粗糠挖草根，饿死村郊，平添了多少新坟。荒唐啊荒唐！连钱学森这样出色的科学家，为了表示自己“政治立场”紧跟领袖，竟然在1958年6月16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认为：粮食亩产至少可达4万斤。写出过《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好文，写出过《女神》这样反映“五四”时代精神名篇的郭沫若，1958年的诗作让人目瞪口呆：“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195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用大号套红标题报导了环江县创全国水稻丰产的最高纪录，亩产突破13万斤，9月18日《人民日报》竟也作为特大好消息加以报导。从京都到地方，史无前例的制假、造假，疯狂铸错！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谬论当时误导产生了多少错误行动？又害惨了全国多少老百姓！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披露，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从1958年至1962年的五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以上。
连刘少奇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在会议上公开提醒毛泽东：“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历史仿佛着意跟人开玩笑，也像是在着意揭露和显示人的表面掩盖下的灵魂的另一面。至于郭老兄在1966年6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闭幕会上写的诗句，难怪有人批评他肉麻得不要脸了：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急匆匆喜滋滋，诗性付之阙如。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感到无奈和悲哀的是在强权面前，诗人变成了给政治婆婆端茶递水烟的奴婢，变成了献媚卖笑的娼妓。这倒应验了郁达夫的一句名言：“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也或许，噤若寒蝉的政治环境中沉浸久了，蛮可怜的沫若先生看透了官场：一朝为官，众星捧月。仕途那么窄，想挤上去的人又实在太多。可知上台风光，下台踉跄。台上狗都撵不跑，台下风都吹得倒。是不是李宗吾（1879年—1943年）《厚黑学》中的话产生了灵验：“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郭沫若的歌功颂德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却没有保全家人的性命，他两个聪颖的儿子郭世英、郭民英因不满现实而屈死。相信他内心深处，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悲苦。空前的人文黑暗的年代，“四人帮”法西斯集团专制下的官场，升降沉浮中，充满了激烈的角逐和复杂的算计，要跻身其中和扶摇直上，只有不惜丢尽廉耻和人格。
冷烟和月，疏影横窗。蒙羞的中国文化史记录在案：郭沫若、周扬、吴晗、老舍、巴金、茅盾、冰心、曹禺、翦伯赞、钱伟长、冯友兰、王若望、王元化、秦少阳、丁玲等人都曾对胡风落井下石，都写出了措词激烈的批判文章，不管是当时生存环境下的违心之举，还是为了富贵荣华或苟且偷生，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了对胡风等人的迫害，成了党同伐异的打手。连鲁迅的未亡人许广平，在鲁迅最亲密的学生兼好友冯雪峰遭到冤屈时，为表“对党忠诚”，竟在批判大会上泼妇骂街样的声泪俱下地指着冯的脸怒斥：“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并对冯进行凶险的构陷：“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为什么当义人和良知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时，这个世道，少有雪中送炭的善行，多有落井下石的恶举？行行重行行，凄凄辛者冰霜灾，共和国的知识名流们怎么都会弄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串我们实在不愿看到的闪光耀彩的名字呀！这是一片我们实在难以接受的人性的荒凉！我们民族传统优异的价值观就是这样被颠覆的吗？我们民族的脊骨就是这样被一次次折损的吗？我们民族的精神天地就是这样萎缩的吗？思想奴隶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吗？我是欲哭无泪啊！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我并不认同手握大权专制到死的毛泽东先生这个含有封建皇权思想因素的观点：知识分子只是附着在统治阶级“皮上的毛”。我更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知识分子所作的界定，以及国际公认的知识分子的标准：
知识分子不但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标准，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必须是人类基本价值（诸如理性、良知、正义、平等、自由等等）的维护者，因而他们必须在一方面以这些基本价值为取向对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加以批判，另一方面还应当成为实现这些价值的推动力。
陆定一（1906年—1996年）临终前曾感慨：“我们的宣传部那许许多多年的工作，还不是整完了一个人再整一个人。”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滩头风夜寒，江流悲卷万重澜。”政治催眠下孽生出来的反智主义，听到了情绪共振的“集结号”，专权剑锋所指，宪法如敝屣，长城内外，举国上下，虎狼争斗，魔兽同啸，红浪滔滔，五洲震荡风雷激，到处是打着最革命的口号，用最漂亮的语言，干最坏的事，一些臂套“红卫兵”袖章的现代兵马俑，跃马挥鞭，卷地而起，随意毒打、批斗、残害正直的人。社会变态，人格变态，和尚骂佛，尼姑生仔，挖人祖坟，掘坟鞭尸，子女出卖了父母，学生毒打死老师，同胞枪杀着同胞，连偏远宁静的山区小镇都成了战火浮生的前线，杀机四伏，只见死神每天卖力地捕捉着新的牺牲者。有时，你即使不想作恶，环境也强迫你作恶。对正直的人来说，满地都是火烫的刀山。嗟夫！神山风雨，运数谁逃得？国家主席、元帅将军、文士学者、艺坛硕彦、年轻俊杰、种种被埋葬的精华，多少千古伤心文字狱！多少优秀的知识精英身陷囹圄、枕骸荒野！多少荒诞世界里的痛苦挣扎与自由性灵的亡命反抗！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看是偶然，实属必然，1957年反“右派”斗争运动中亢奋异常，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被誉为“左派干将”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一脉相承的精神结构及革命的比赛中，因其剧本《海瑞罢官》被误视为彭德怀翻案，“文革”一开始就被抛出来斗争。其子吴彰回忆：“爸爸带着手铐被押到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髮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吴晗的妻子被责令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365天下来，两腿瘫痪，很快被折磨身亡，死前最后一句话竟是：“妈妈就想…喝点稀粥。”如此下场，难怪有口莫辩、身遭天冤的吴晗死前忿忿不平地在狱中叫喊：“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书生累 也说吴晗》，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好一句“无法无天”之责天大问！那年头，骇人听闻权力争，翻天覆地打内战，功臣遭诛杀，红墙留血影，菜市走冤魂，夜半幽灵哭，白骨森森啊！大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沉重地告诫世人：“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1966年—1976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曾经导致6万人受冤受难的小说《刘志丹》，其作者李建彤女士在《反党小说〈刘志丹〉冤案实录》一书中憬悟：“我们这些人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千万不能说谎，一句谎话也不能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是别人的历史，也是自己的历史。不能往别人脸上抹黑，也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第121页）《礼记．曲礼》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我完全无意苛责那个时代挣扎求存的人，何况，动荡深处，“四人帮”封建极权专制的淫威下，人民对人性体制的不可遏止的渴望，从未泯灭！如当时青少年中流传的一首手抄诗《相信未来》中的信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后来确定该诗作者为郭路生，写成于1968年，并于2001年4月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我自己也是在愚钝、怯懦、无奈、觉醒、愤懑中一路颠蹎过来。我执着的用词是我清醒地认为：为警后人书痛史，我们需要的是记住历史而不是为了记住仇恨。唯其如此，我才对中国大地发问：“以史为鉴，直书当代断肠史，今日司马迁何在？”1978年5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社论揭露：“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部拿来对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我看过这样一份数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曾愤怒地痛陈：“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佔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这位历经政治风浪的中共开国元帅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还讲到：“……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对这样一个社会，不但需要革命——武器的批判，同时还要文化——批判的武器。批判的武器之一，就是欧洲启蒙主义创导的自由、民主、人权。”
据北京卫戍区“文革”中的监护日记记载，一代名帅，1959年起已成为当朝谪臣、毛泽东亲自判定：“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的“右派海瑞”彭德怀，在癌细胞扩散，大便出血，身体虚脱，全身疼痛难忍的状况下，如明代东厂锦衣卫般凶狠的“专案组”仍对他日夜提审，侮辱打骂，荒唐之极地逼他承认和已坠毁在蒙古温都尔的林彪政治上是同伙。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老元帅忍不住对门外的警卫战士令人心颤地大喊：“我实在忍受不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1967年7、8两个月，彭德怀被批判斗争一百余场。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一个阴冷潮湿、门窗紧闭、不见阳光的黑暗病房里悲惨地死去。尸体送去火化时，还不准用真实姓名，半个世纪金戈铁马的岁月，换来一个假名：王川。
而身为国家主席却被毛泽东与中共“九大”定为“大内奸”“大工贼”、已经被斗倒斗臭的刘少奇，1969年11日12日瘐毙在开封一间阴森的小屋子里时，瘦成皮包骨头，全身上下竟连完整的衣裤也不给穿，遗体只用一块沾满污迹的白床单包裹，作为“烈性传染病人”、名叫刘卫黄的无业汉，在15日就匆匆烧掉。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任何亲属在场。（吴志菲2008年4月《党史纵横》）事后，中共元老陈云也忍不住抱不平：“刘少奇同志是人不是鬼，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是啊，只要是人，就会犯错，有时甚至会错得一塌糊涂。
体悟心彻中华殇，忍看志士赴刑场。神州大地遭遇犁庭扫穴之灾时，真正的艺术家可以被毁灭但无法征服。书生铁血搏乱世，杰出的音乐家，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因公开表示对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的不同看法，被抓捕关入黑牢，他不愿苟全性命，面对审问，慷慨直言：“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乾纲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四天后，1968年4月27日，经张春桥亲自批准，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五花大绑塞住嘴巴在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后，即被用开花弹打碎脑袋的残忍方式处決。（见1968年4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及《中断的音符——陆洪恩之死》一书）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泣语）
我的耳边还震响着一位诗人为纪念“文革”中以思想获罪、也是因思想被割断喉管再遭枪杀的女烈士张志新而写下的诗歌：“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见《中华文史周刊》2005年第9期。）当年，当我读完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题为《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通讯和后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走向永生的足迹》、《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等报导，包括看了半官方、民间的来自关押张志新的辽宁盘锦监狱的一些调查资料后，对张志新在那样的年代，面对民族的疯狂，只声孤影，敢于坚持独立思考，忤逆龙颜，反对“文革”，并光明磊落地提出被神化了的毛泽东有“左倾”错误的勇气和见识，大为震惊和敬佩。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相信：仅仅是因为“思想”，思想者不但被残暴地结束生命，而且在结束生命前竟然被割断喉管！而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竟然发生在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热泪洗去尘埃，热血擦出真理，创痛在胸口，感应着真挚的心。——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对思想的卑鄙谋杀？……也因此引领我走出了现代迷信的锈壁黑墙，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良知、人道和真理，我决不会再迷信任何世俗的权力人物，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以及披上多么神圣的外衣！
我记录着1979年8月12日，白发苍苍的老诗人公刘到大洼刑场凭吊张志新时写下的一首名为《刑场》的诗：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像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我在1979年第2期的大型文学刊物《清明》上读到诗人韩瀚的悲愤咏吟：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我也因此开始真正懂得学贯中西的一代史学大师，后双目失明，1969年10月7日早晨死于凄风苦雨中的陈寅恪，在1929年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语的沉甸分量，也忘不掉他的悲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是为了走进寂寞的夜行者们的队伍，去迎接注定要出现的华夏晨曦。”而肉体被虐杀、燃魂在子夜的林昭女士的事迹，是那么的悲壮而决绝，这位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殉难的圣女，茕茕孑身，倾国绝色，碧血青衫，雪中狂飙，用被压成齑粉的身体，立起了巍峨的精神丰碑。
1968年4月29日深夜里的那一声枪响，是哪么的沉闷，是哪么的揪心。她经受了人世间最残酷的凌辱与磨难，匆匆走完了她太短促、太光辉的36年人生。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決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她是被秘密枪决的。四十年香消玉殒，四十年寻觅歌哭。司马迁讴歌殉道者的颂辞随心浪而至：“白蜺贯日，彗星袭月。”大美如玉。圣洁如玉。坚贞如玉。“孤寂撑持中超绝内视的生命升华”，在民族堕落的黑暗年代，是你拯救了民族的灵魂！
古今中外，但凡处决犯人，火刑未收过柴火费，电刑未收过电费，毒杀未收过毒药费或毒气费，斩首、绞刑也没听说过有刀具或绳索费，林昭被枪决后，执行当局竟向她的母亲强行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本质上更清楚的凸显出封建法西斯极权专制仇视人性人权、践踏人的尊严的狰狞面目！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北望灵岩，姑苏依稀。焚光映泪，是为心祭。我感受到了这位窃火擎火者的从容决绝和凄美悲壮。“纵班昭何以媲林昭济世才？！即窦娥焉能喻林昭亘古烈？！”
她说：“自由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受害人不自由时，迫害人同样不自由！”她为了追求所有人的自由平等义无反顾地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她写道：“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我想：该遗臭万年的早晚要遗臭万年，该流芳百世的也一定会流芳百世。
历史已经定格：日月暗淡，乾坤凄迷，无数英雄血染霜。这时的中国，似乎退回到伽利略的世纪，善良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生之幻象与死之迫近，“国家”，变成了一个残忍的饕餮怪物！
狡狐老死哀黄兔，路转京郊走苍旅。难怪连彭真也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的秘书俞梅荪文）
大地痉挛于血泪漫浸的噩梦中，人性的皲裂，一望无际。
荒凉大地承受着荒凉天空的雷霆，疏枝梦冷，断魂无语。
作恶者不但掐掉鲜花，还想消灭整个春天。
冰雹如盘，海浊河殇，最可惜一片江山，如此多“焦”，能消几番风雨。
在全世界面前，我们整个民族裸陈出我们的邪恶、膻腥、卑怯、虚伪和绝望下的扎挣，发出生劂煎熬般的剧痛！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神州岂止千里恶，赤县原藏万种邪。”（毛泽东诗词《七律．读报有感》1959年12月）
比儒家典籍还老的经典《尚书》中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马克思也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出版。）事实再次证明：专制，从本质上说是与人类文明为敌的。
卢梭說：“德行对罪恶生起满腔怒火。”但愿前驱者大写在天地之间的痛苦不再孤独！
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60年代被苏联作协定为“苏联作家叛徒”并开除会籍；1974年2月，又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俄罗斯国家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曾一再提醒自已的民族：“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
我们是否还存在着重新回到那个被谎言和暴力邪光追照的“左祸乱”时代的危险？警惕啊，苦难不应被轻易遗忘！
1970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在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提到：“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爱火。故土的生活给他提供了题材，也是他作品中的精神实质。在这些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
不知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在向这位继承了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精神、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远去之背影致敬时，有否想过，自己对祖国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有否表达过应有的关切？《圣经．旧约》里身处磨难与痛苦中的约伯认知：人必须要在历史中履行自己的命运。鲁迅也说过：“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而知识分子精英层的人格自私、精神懦弱与心胸狭隘，以及一窝蜂的去追求权力和利益，实在是整个民族的莫大悲哀！
不可否认，文化专制主义向来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某项政策失误后恶意之轻舞飞扬，实际上是依附在我们民族文化思想体系上的毒瘤向肌体的大反噬！我们民族必须正视这历史的耻辱与曾经的浩劫。（有个“文革”中大红的“革命作家”，不但没有忏悔之举，竟然公开表示反对把“文革”称为浩劫。求上帝开他的聪明孔，宽恕他并拯救他的灵魂。我对中国美术界有的人至今还充满奴性的一派胡言地吹捧造神纵势的衍行物、中国画坛丑耻伪艺术的典型代表作品《毛主席去安源》——这张画艺一般、曾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被“四人帮”利用在舆论上攻击政治对手刘少奇的“革命宣传画”，实在大不以为然。）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哲学》中道明：“任何历史都不会在无意间真正结束。”尽管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沉默，一代人忘却，但这是任何人无法掩饰、无可移易的，历史的扉页不容隐匿，千年的岁月难以风化。任何理由的阴鸷开脱，只能使罪恶加倍升值，洗刷万遍罪不泯，最终难逃天下相绳！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如果只有落魄掩饰和卑贱犬儒，在浓酽的精神苍凉中，还能勇敢的走向未来吗？我想，真正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安宁是建立在人性真实美好的基础之上，如古籍《尚书．尧典》所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作为哲学家的恩格斯也曾深刻地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他还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人生如逆旅，终要去往光明的所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的新一代与又一新生代的人，必将在新的时空里继续着前辈进步的使命，尘积迟钝，讳莫如深，锯箭疗伤，鸵鸟心态要不得！非莫非于饰非，今天，为了我们的民族不再犯那样的错误，为了那种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一切本性的悲剧在我们中国不再以任何形式再一次发生，为了长治久安，每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不是需要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立场来冷冷静静、老老实实、理理性性地反省一下，我们文化思想中究竟有没有掺和了一些封建文化的东西？受到了苏俄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影响？
据俄联邦政府正式公布，斯大林实行的肃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约占苏共党员的一半被“大清洗”，送入劳改营，有30—40万人被处决。出席苏共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害。苏共十一大选举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苏联红军有3．5万名军官被清洗，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3人被处决；15名集团司令中，有13名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85名军长中，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
为什么这类中世纪的黑暗恐怖会在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残酷逼害内部对象的政治灾难又都由两国两党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为什么连一起出生入死、并肩走过风火岁月的人都怨毒充溢，反目成仇，夺命内耗，难免一死？有“战神”之称，从东北率军一路打到海南岛的林彪，功成身殒，连同妻儿葬身沙丘，一种吃人且自噬的邪恶的封建专制的政治文化，才会使“韩信式故事”在20世纪重演！（中共党章规定的副统帅、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之死也将八亿国人从毛崇拜中震醒，“9．13”事件也使毛泽东的神话开始破产，敲响了“文革”丧钟。）毛泽东晚年虽然全力维护“文革”，可他人一死，老婆姪親親信一窝人就被抓进大牢，祸国殃民的“文革”也被彻底否定。伴随他南征北战的“第一夫人”江青最终也落得上吊自杀的下场！这些，究竟是他们个人的灾难还是共和国的政治悲剧？或是毛泽东自身的悲哀？也更是毛泽东时代给予我们最沉痛的教训！
人血毕竟不是水，人头毕竟不是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天大的谎言掩盖不了貌似高尚的理论背后的荒谬和血腥。孟子曾痛心疾首地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全心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口口声声要举孔孟扬儒学的官场知识分子们难道真的群体性地陷入了思想迷途？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之后，我们难道不能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骨鲠直言、谔谔以昌，提醒大家省悟、超越一些什么：国家的指导思想中究竟是不是也累积了一些错误教条？产生了一些弊端？异化出一些恶行？到底误入了什么样的歧途？甚至形成了某种专制独裁的思想毒素？不但无助于振兴中华文化反而害人害己苦果自吞？需要我们以新世纪发展的眼光和新的思想观念去作新的认识呢？从而使中华民族在开放改革中迈出更大、更矫健的步伐！
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人性回归的现代化，必然是一个灵魂、情感和心智都不健全的现代化。没有能力审视过去，就难以避免会不断地重复过去！
我希望知识思想界、政经界、文化艺术界有更多的人能去反思出现“文革”的历史纵深的根源，去彻底破解这个一度箍住中华民族灵魂的魔咒！
“三起三落”的邓小平，虽然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有他们那一代生死残酷拼杀出来的人的行为方式。但作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毕竟是他们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的大门，在社会转型中减少了付出成本。这位矮个子的强人，曾是那么清醒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61页。）
“一生行尽人间荒烟蛮瘴，赢得无数忧患苦相缠”的开明政治家、早在1976年10月12日就提出著名“隆中三策”应对中国危局的胡耀邦坦率地道明：“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连手抓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后，叶派他的儿子去联络胡耀邦，征求胡对治理国家的建议。胡认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提出“隆中三策”：“一是停止批邓；二是平反冤案；三是狠抓生产。”被华、叶派纳。此举也为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决策定向。）
欧洲启蒙运动的口号是：Sapere 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今天，我们提倡第三次解放思想，首先要如《国际歌》所明示：“让思想冲破牢笼！”否则，又多的是老于世故的清谈，或在“物欲释放”的改革中辛苦来回奔波而已。
兴叹岂无凭？古代有“战略之父”之称的鬼谷子在《七十二变破三十六计》书中曰：“缀去者，谓缀己之係言。使有余思也。”这位阴谋阳谋兵谋奇谋之说、纵横捭阖之术的祖师爷最终也诫谕：贤达之士，即使离开了人世，人们也能深情地怀念着他们。与之相反，有些人的眼光全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上，只知谋权夺利，只知任意妄为，用胜过猛兽的凶猛残杀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弱者，即使得到了一时的胜利和满足，却必定留下千百年的骂名。
际会风云终无悔，不卧青山亦安然。一时成败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社会发展进程的某个拐点，国运民脉的文本上，也大写着伟大的改革家们的历史宿命，典重苍凉，浑凝疏朗，其音影身形随跌宕的情节演绎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转型轨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正史奇荒唐，真迹有人藏，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来看，德之盛者、仁至义者，择善固执，仰俯无愧天地，方可流芳。一院奇花香自在，大节惊世送君行，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万民有口皆称颂，千古无碑世代传。
茫茫百感，人生寄慨，笑呵呵，看天下公道自在人心！
耶稣基督早就向我们昭示过人的得救之路：一个人只有经过魔鬼的试炼，旷野中的孤独，灵魂的痛苦，背负十字架，面对死亡，然后才会走向复活。个人的生命如此，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论语》言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指的就是“仁”，就是“本心”。孟子在回答梁惠王请教何为政时，说了一句德厚流光的话：“仁者无敌！”而嵇康在《太师箴》中也曾写过四句话：“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人。”先贤们的反覆告诫，值得今人深深警觉：一种基于仇恨与宣洩的主义如果凌驾於人们的头脑，十分容易将人性导向黑暗与罪恶的渊薮。无论我们生存的社会里各种政治、文化、艺术表达的形式如何，有一个道理不能被欺蒙：一个失去仁心，崇尚暴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啊，当制度的、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的思索或行止即便有异也不暴力相残时，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得到全人类尊敬的伟大民族！！
仁爱永远比仇恨更有力量，仁义兴国，仁慈富家，仁道修身，仁爱应当成为一种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我们还要以人性的名义，去倡导华夏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共存。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人问得好：在我们自己国家内部“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要诉诸流血呢？”20世纪是我们袓国失去和谐的世纪，残酷互斗、饱蘸心酸、制造出太多悲剧和罪孽的世纪，我相信这样的一句切中肯綮的名言“任何暴力的胜利最终仍要回到暴力上来。”以微薄之躯教化一代风俗，坚持非暴力运动的圣雄．甘地这样表述他选择非暴力的缘由：“我反对使用暴力，因为暴力看似有益，但益处很短暂，留下的恶果却很持久。”他又说：“只能通过非暴力来摆脱暴力，通过爱来克服恨。我相信这句话是不朽的真理：由剑得到的亦将因剑失去。”索尔仁尼琴更认定：“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
我有一个天真美好的梦，为了这个梦，我愿用自己的一生向上天祈祷：我们的民族流的血太多太多了，转头回眸，多多少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兵燹祸乱中，黑牢酷刑下，付出了他们的热血、良知、真诚和青春；多少灿烂如繁花般的年轻生命在迅雷骤雨中突然消失，多少梦想与激情伴随着理想幻灭。长空洒泪、义薄云天、英魂离恨、冤鬼呼嗥的事例，随手拈来，斑斑可考。千丈豪情的蛮横只会引发出万丈豪情的蛮横，一群同胞对另一群同胞的轮回伤害何时能够停止？我多么希望从今以后，同胞们不再需要用“抛头颅洒热血”、不再动辄赶尽杀绝这样的你死我活的暴力行动去推进我们社会的良性变革和进步；不再重演“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72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我是那么深切地深深期待着！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当代法理学权威伯尔曼教授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人道和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块基石。法治就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党派、社会团体和个人均须服从法律。而“和谐社会”必须以“崇尚正义”和“厉行法治”为最根本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引用战国思想家韩非子《显学》之言警世：“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一个社会如果无法以公平正义的宪政法则和善意明智的理性来化解矛盾，必将国脉悸动，世风陡变，草泽陋巷间充溢出怨毒杀气，如冤魂厉鬼复仇，其恐惧性的恶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荀子．王制》明论：“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就是说，建立理想和道德规范才能长治久安，政治清明才能民富国强，收取民心才能和谐社会，搜刮聚敛民财迟早会败亡。《易经．夬卦》上六爻说：“无号，终有凶。”意指任何强势作为者，如果失去民心和道义的支持，终局是不会好的。“莫道人间无正义，正义就在民心中。”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我们有理由从本质上认识到，如果没有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维护，没有对普世众生的切实责任，建立国家政府也就失去了意义。“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之说，是一种落后、狭隘、野蛮、专制、暴力、反人性的逻辑思维。一个21世纪的现代文明国家，人就是国家的主体，而不是没有生命个性自由的一个符号，一串数字，一颗螺丝钉，不是国家随意拨弄的工具，国家强盛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安乐，权力不能傲慢，体制不要嚣张，执政者有责任去善待每一个生命，应当把人摆在国家服务对象的最中心的位置。个人自由，国家才自由，个人没有恐惧，国家才没有恐惧，个人平安，国家才平安，个人有保障，国家才有保障，个人得到重视，国家才会得到别国的重视。希望并奉劝体制内的人能坚守开明政权法治中国和人类良知的底线。在新的世纪里，不同价值标准的同胞们之间，能否以全民族、大历史的眼光，坚决地丢弃历史中崇尚暴力血腥的坏习惯，彼此渗透智能，催生出一种深刻地植根于人性和生命本源的和解性的力量，走出恶性替代规则，使人与制度能进入一个更完善的良性循环，寻求出一种和平共存的理性方式？司马光说得甚是有理：“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混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今恶死亡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我们必须把那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死多少万人，保多少年平安”、“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的封建皇权政治的野蛮暴力思维坚决地死锁在金钢瓶里，并埋入万丈地底；我们要把一切暴力的蛮横意识从心中永远地驱逐出去。不然，我们在文化、在人类价值观上，如何去参与新世纪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怎么可能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无远弗届的文化力量？我也经常提醒自己，尽管有时善会被恶所超越，某一时段内，那些历史中的罪人和压迫者，甚至还会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和伟人而纪念，尽管常常面对更多的不公正，但慈善是人性中最为宝贵的生命之光。道之不行，终归如乘桴浮于海。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用人性的角度来思考人类对同类的凶残格杀，要坚定地做人类和平的倡导者，要遵奉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中的“仁”，而那种沾污民族灵魂的格式化的暴力美学，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的疏离与反动！否则，如孔子所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佛陀慈度众生：“三界之中，六道轮回。修了善业，生于天上和人间；作了恶业，便下堕地狱、鬼、畜的三恶道中受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唯识法相，般若性空。”老子也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
作为一位国画家，我也特别爱画荷花，四十年的艺术生涯中，荷花是我重要的创作题材。我的画作精品中，荷花佔去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与我画的紫藤、葡萄、牡丹、牵牛花、野百合、梅花一样，承载着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的理想和憧憬。
曾任杭州刺史的中唐大诗人、首次为“西湖”命名，还为修筑白堤而写下《钱塘湖石记》，能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白居易有挥毫：“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品格的高贵与品性的谦卑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在我的心目中，人是灵与肉的复合体，其灵魂又与人格紧密相连，是衡量每一个活着的人卑劣与崇高之间的刻度指标，而荷花就能体现某种高尚的人格精神。不是吗？荷花拥抱众生的姿态是那么的平凡，但她又是不甜俗的。荷花“濯清涟而不妖”，骨格清奇，婉约优游，不喜与众芳为群，不会和凡花争艳，且令权贵气盛的狎邪者不敢轻佻，让窝有万银千金的浪蝶们敬畏三分，更不会在人们一片赞美声中享受一朝得势的晕炫。她有朴实端庄的风姿，凝眸慈祥，愿与最普通的草根庶民亲热为伍，经常以脱尽俗气的入世之相，满怀着善良和温情走进寻常百姓家。《周书》载有“薮泽已竭，既莲掘藕。”汉朝神农在《本草经》早就记述了她为庶民大众强身保健所作出的贡献：“莲藕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饥延年。”《四十二章经》中说：“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污染。”《秘藏记》释：“莲花部吾自身中，有净菩提心清净之理，此理虽经六道四生界死泥中流转，而不染不垢，乃名莲花部。”《无量清净尘经》云：“无量清净佛，七宝池中生莲花上，夫莲花者，出尘离染，清净无瑕……。”所以在佛教中，也只有七重荷花才能在天地混沌中担护一切至善的灵魂到达极乐西天。她落穆淡泊，风骨超逸，任凭浑噩麻木的世俗心态对永恒和正义的嘲笑与妒嫉，任凭那些从陈腐暗角里射出的企图箝口禁语的阴冷敌意，她都从容地面对，默默地坚强，甚至有着令人敬佩的强悍，磅礴睥睨，廓落恢宏，以及一派风轻云淡的潇洒，声响隆隆的誉、毁、褒、贬在她眼中只不过是小眉小眼小是小非一笑置之。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见证过二十五史城头旗帜频换的她，在岁月的烽烟中，在历史的划痕里，识知了多少世间人物和繁华寂灭。“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伴着西湖荷花长大的杭州人、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家、醒得过早的独行侠龚自珍词云：“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明知虚假的歌唱比死还冷，智者当然不为。故她远离那种“面具人生游戏”中的现实的虚荣，在孤标的寂寥中自我吟咏，决不随波逐流，更冷看那些裹着封建精神紧身衣的趋炎附势者燥热难当，满眼欲望，顶着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圣主朝朝暮暮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荒腔走板的滑稽表演。彩虹、霞云、朝露、曙光是她的生存能量，即便烟尘漫过，即便花颜不在，其身枝馨香依旧，是酷暑骄阳下自成一类的花卉，所以千百年来引得多多少少文人墨客、诗文大家为她奉上无数具有金子质地的不朽文字。我认为，在杭州如果没有西湖荷花，就简直不能享受夏日的美丽风光和精神层面的观感。你只要想想它迤逦妍逸、连枝带叶整个儿浮在水面上的景象，有哪一种花是这样的一种柔软生态？又不蔓不枝，能香远溢清？再加上与周边的湖山、花木、廊、轩、亭、阁、翘角飞檐及林荫下一对对有情人的身影笑语互为映衬，人倚花姿，花映人面，西湖的荷花更呈现出一种充满青春活力的灵性之美，有着生命力度的涌动。难怪我钦敬的龚自珍青年时期在湖畔苦读、湖上苦思时能感悟到先知先觉的灵感，一颗透彻和真诚的心，傲啸烟云，谈笑轻王侯。高吟屈原《卜居》中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来针砭时弊。面对平庸窝囊之辈吆喝唢呐、醉生梦死、灯红酒绿、精神堕落、歌舞升平、烟雾缭绕的广漠国土，在十八世纪早期就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似地吹响了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我当然也不会遗忘，1888年，30岁的布衣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发出的临世危言：“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钳口结舌，坐视莫敢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1998年版。）
“若一个人的心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我懂得只要是人，只要有吃、喝、拉、撒、性和爱等本能的欲望，只要有喜、怒、哀、惧、恨等基本的情感，只要有声誉、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都难脱骄傲、贪婪、淫邪、嫉妒，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种不易察觉的黑暗。其实我的灵魂也很怕冷！我承认自已身上就有许多人性的弱点，为了不让这种黑暗与弱点的状态扩大，特别是当体验到善与现实间无法合符、痛苦的精神迷惘中、对功名利禄等世俗成功的渴望时，不致使自己被恶所诱惑；特别是当我应付苦难的能力薄弱，意志下沉，要远离精神世界时，不致使自己被世俗的奢华虚荣所网入，个人信仰上我走向了基督教，因为从它这里我总能得到照亮我卑小之念的光线，在人生的某段黑暗遂道中，在瘴气烟雾里，助我穿过一时一地的困惑，超越一朝一夕的迷思。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心灵归宿，我不是那种“十字军东征”式的狂热教徒，我始终坚持着一个现代人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我知道世俗是逻辑的，交融着苦难与善行，仇恨与感恩的情感。我尊重其它人的其它信仰，我认识并承认，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多个文明体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除了基督教文明外，还有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文明的存在。伊斯兰教《古兰经》中“学者的墨汁浓于烈士的鲜血”这句话就说得很深刻，它提醒人们要学习知识，不要盲从崇拜，有超越依赖于血气斗智斗勇丛林逻辑的启迪意义。对佛教和道教，我不但不排斥，甚至研究过。遁入空门的著名书画家李叔同（弘一法师）圆寂前手书一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真让人茅塞顿开。另外，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盈虚消长之说、天干地支历法等在中国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我对中世纪欧洲大陆那些掌控教会的人，极端的无视人类其它文化和文明的存在，违反“一大二公”的基督教基本精神，不承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精神王国里人人都拥有自由，否定基督的爱是以大爱大善为基础的，爱是出发点，爱也是归宿，具有宇宙般宽大的包容性，却以神的名义行使世人的权柄，对人类最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们的酷刑谋杀，一直表示强烈的谴责。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揭示了四百年前，宗教独裁者加尔文以宗教改革者的名义夺得统治权后的残暴冷酷，为了在全国推行一种宗教和一种哲学，为了维护只有他才拥有对教义的解释权，以精通的人治谋略来曲解、异化基督教的内在价值和伦理本质性因素，将基督福音对提升道德人心的作用、对灵魂终极归宿的深切关怀，引向对世俗权力人物的膜拜。对不承认“加尔文是伟大先知”的任何一位自由思想者，都用火刑、监禁、苦役加以迫害，那实质是对圣经的暴力篡改和弒天背叛，是权杖和教袍卑污联姻下结出的怪胎。“耶稣，永恒的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被加尔文以宗教和国家的法律之名绑在火刑柱上、即将被猛烈火焰烧为灰烬的思想者米圭尔．塞维特斯那最后一声呼喊，打破了日内瓦顶上窒息般沉默的厚厚云层，惊醒了被蒙蔽蛊惑的教徒们去思考善恶真伪，摇动了禁锢思想，封杀言论，垄断文化，企图以“唯一真理”来统治人民的极权皇座，这位具有博爱胸怀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督徒不屈的声音也因此永久地在历史的长廊中迴荡。
人类的自由精神就这样在与专制邪恶反人类的博弈中，孜孜矻矻，一点点地用鲜血去争取来的；也就在这样警鉴方来的一次次牺牲中，人类一步步艰难地走向理性和文明。“在人类生存所系的重大事务上，没有人能逃避他的责任。”毋庸置疑，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一位中国艺术家如果仍然缺乏对这种人类自由精神的认识，对生命的意义没有坚定的信念，无灵魂、无独立人格，自私冷漠、唯利唯我，老于世故中为自己思想精神划出的是一条向下的曲线，不知公共关怀的意识为何物，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立场和人文情怀，没有艺术家的人格气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创造和传承精神财富的人，他（她）的艺术生命的整体状态就会不自觉地僵硬起来，虽然拥有极高的艺术秉赋，都称不上、成不了艺术大师，最顶级也只能算得上手艺精湛的工匠老师傅！
有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直言：当代中国文化界美术界无大师。我认为此言有一定的道理。大师是在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与尘世现实的激情冲突中才能产生，没有深刻、痛苦的反省体验，没有敢于和专制暴力作精神对极的人道主义，没有超越时代、没有刺穿人性和渗透人生的惊心动魄的原创性作品，没有挺拔孤高的灵魂，没有悲悯苍生的主体自律，没有一种格致正诚的理想、一种大道直行的信念、一种自由精神的挺进，怎能成为大师？可悲的是中国文化界美术界一些人格苍白、沽名钓誉、庸俗不堪的三流货色甚至不知大师为何物，以为自已头上被封了顶类似“xxx大师工作室”、“xx院长”、“xx主席”、“xx委员”的帽子，就有了“大师”的身份资格，以至自大猥琐的小商小贩式的手工技艺匠人扛着“大师”的红漆招牌，一个接一个地从地窝里钻出来，像疯狗一样四处跑，皮厚肉坚，疾走红尘，汲汲谋利于繁华闹市，在人格清正的人们面前，成为毫无人格美感、令人厌恶的劣质标本。拱托出了缺失伦理维度后的伪饰、虚假、虚骄、虚蛮及社会深层的疾锢与沉屙。特别是当今的中国文化界美术界，这一滑稽喧譟、功利浅薄的景致，真让世人贻笑大方。阴翳覆盖的心灵只能绽放出罂栗的娇艳！有的其实是文化艺术界的败类，利欲熏心的丑角，对自然、美、生命，并无丝毫的感知能力，堕落沦丧，良知殆尽，犹如行屍走肉，臭蝇附膻，贪婪地吸入肮脏的养分，输出艺术形式的大量废气，竟敢把天灾人祸造成的惨痛悲剧，当作又一场个人张扬作秀、吹嘘名气的好机会，场面上吆五喝六，蔚为精神奴仆丑类跳梁之大观，笑成市井谈资。连一个美院学生也懂得疑惑地问道：这样的人难道就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大师”吗？难道大师是这么滑稽地被官府冊封公告出来的吗？豢养能养出精神自由的大师吗？！
然而，一方面，我们对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文化观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自信地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艰难旅途中，在重塑中华文化精神之魂的斧凿中，在严峻的反思中，在道德心灵的感召中，去创造一个属于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时代，去雕刻出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群像。
真正的大师往往是无冕之王，往往不坐霸于庙堂，而是藏于民间，流于深水。
他们的作品承载着这个民族的精魂和历史，他们更应该是时代的先知和历史的候鸟。
中华文化真谛的重要内涵就是自由的思想。《易经．系辞》说得明白：“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告诉人们只有在殊途百虑中才能辨清认识真理。科学理性地来思考，当人这样的智慧生命产生以后，人类的知识大厦（包括对人文社会历史的认识）也不是用一种思想、一个主义去建立起来的。“雨入花心，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我想，只要抱着悲悯和利他精神，向往成为生活与心灵之间的信使，只要能做社会良知的守夜人，只要和平理性，相互阅读，各行其道，内心向善，充满怜悯，有着爱的终极关怀，一个多民族的10多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只能有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个声音呢？何必要用思想者的生命为代价来血腥相煎呢？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人类通过对知识的不断探索所创造出来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好：“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珠穆朗玛峰那个8848.13米的结论迷惑了我们多少年？牛顿在17世纪创立的“三维空间论”一直维持了两百多年，在20世纪初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推翻；天文学家们在近年才新发现，源自一百三十七亿年前大爆炸的宇宙，膨胀的速率并没有被本身的重力吸引而减缓，反而在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暗能量”（dark energy）驱动下，仍在快速地扩张；由于地球温室效应增大，地球磁场产生变化，使充满负极粒子的太阳风不断冲击地球磁场，把带正电的氧离子加速扯走，产生地球泄氧的状况。1989年，人类首次发现“反质子”的存在，为每秒一万公里的光速火箭找到了燃料基础的科学论证，使科幻片中人类的星际航行神话成为可能的事实。还有，人类最近才探明，太阳的面积其实并没有原来结论的那么大。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宇宙是四维空间观察到的宇宙，近日一些物理学家根据研究推测，很可能还有更高次元的空间存在。UFO到底是什么？远古群星是如何诞生？人类、地球和宇宙究竟有没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联系？许多现象现代科学和正统神学都无法解释，而人类不知的存在现象，肯定还很多。因而，人是进化过程中的追问者，人类文明本来就是一动态演进的历程。人类对未知的神秘世界的不停息探寻，实际是人类自身生存命运的必然需要，除非人类完全毁灭，否则人类必须不断地思索向前。老子言：「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16章）我认为：从蛮荒里走来的人类，是因为自由的思想的流动，才使时间产生意义；是因为自由的文字的表达，才孕育出慧识知性。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否则，我们和生活在同一物理世界里的四脚动物有什么两样？只有自由的阅读和自由的思想，我们才能“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反之，整个近代文明的发展也不会出现。正如中国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思想的传播者、杰出的共产党人、38岁时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残酷的“三绞”之刑处死的李大钊所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这里，我真奇怪有的文化人为什么对张作霖这个杀人越货的马贼、这个封建孽障、这个历史渣滓式的丑恶怪物能写出那么多的溢美之词？难道他仅仅因为是张学良的亲生老爸就可以黑白颠倒？就可以是非不分吗？）
这位思想先驱在黑沉沉的中国发出的空谷足音，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教益：“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箝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长。”（《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我读书笔记上有这样一段感慨：他们向往中国的富强，向往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停寻找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方法，为此，他们多少人身家性命、名利地位视若无物，只一心为将理想化为现实而奋斗。对于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初衷和民主情怀，我唯有深深地敬佩！
在此，我也要充满敬意地写出当年不怕政治高压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捐资厚葬李大钊屍体并照顾其妻儿的一批思想界文化界人士，不管他们以后的个人发展如何，当年的那份道义担当不应被洇没。他们是：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陈公博、汪精卫、戴季陶、李四光、鲁迅、何基鸿、王烈、樊际昌、梁漱溟、马叙伦等。
中国从秦始皇开始，由分封制的相对专制主义时代进入了郡县制的绝对专制主义时代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仅要禁闭人们的身体，总是还要禁闭、裁剪、围剿人们的思想。但是，在博大浩瀚的知识和艺术的海洋面前，任何权势大亨用任何手段来煎迫文化思想艺术理念上的异见，都不可能获得独一的霸权。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胸中没有上下千古之思，腕下何来纵横万里之势。目光不能穿越几百年，焉能成为大家大师？阔大、敏感、激荡思维的大艺术家们决不会接受某种唯我独尊的政治文艺思想的辖制。他（她）们必定反叛集体文化的塑造，去追求达到“千家说尽何需我，别具胆识问洪荒”的新思想开拓者的新境地，同时，总欲试图突破任何意识形态的文化操纵，透过繁絮的社会表面现象，对整个时代精神进行把握。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必然是自由精神的产物。没有气象万千的心理，何来万千气象的作品？艺术家如果没有自由思想的文化激情，则必然只是一个创造力贫乏的三、四流的角色。真正杰出的艺术家必然是思想的自由思想者，必定具有强烈的超越性和不拘一格的个人意志，不可能只去相信和被容许只能相信一种单一不变的文艺思想。这是因为艺术的生命力来自不可穷尽的自由思想之创造，而任何一种用单一政治教条训育出来的精神形态；包括政治领导人物倡导的艺术表达必须服从某种政治实践的刚性规定，都无法反映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艺术之心灵内涵。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有毒，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艺术无罪。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艺术的辉煌，都无一不是在对封建专制文化思想桎梏的勇敢突破中创造；在不被皇权加冕之后的封建儒学束缚的精神自由中璀璨。李白、杜甫、颠张狂素、苏东坡、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承恩、唐伯虎、徐渭、八大、石涛、曹雪芹、蒲松龄、鲁迅等等复等等，哪一个不是在自由心灵的海天风雨般的狂飙飞扬中，大鹏展翅，万斛泉涌，火光飞溅，五彩缤纷，嗤嗤作响，抒写出流传千古的文化艺术之瑰宝！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回到我们的生存现状中我也有着最起码的思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思（1818年—1883年）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原产地还是在欧洲，其学说核心思想诞生地恐怕就在大英帝国所属博物馆的一张书桌旁。我曾佇立在该处长久深思：马克思是从研究古希腊哲学、民主建制、德国哲学和宗教，以及英国、法国的政治和唯物主义影响等方面深入，才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闪耀着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大本大本的书籍，那些经历过岁月沧桑的厚厚黄页，给了马克思多少有益的启迪？而马克思就因为有一个可以自由阅读、自由思考、自由书写、自由发表阐述自己学说的客观环境，世界上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笔记中曾大力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为“桎梏心灵的枷锁。”他在生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他极不希望别人把他的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分析理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事实上，欧洲的无产阶级并未如他所预言，同资本家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式的阶级斗争，而是走上了双赢的工会改良路线。恩格斯在1893年5月11日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记者问恩格斯:“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马克思自己曾经不只一次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选集》4卷第695页）最近，德国著名政治学教授、马克思研究专家马斯．迈尔的谈话也不无道理：“就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一样，马克思具有多面性。……马克思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批评，仍然给人以启发，对现代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但是作为对于现代世界的总体解释，他的理论的确已不符合当今时代实际了。”苍狗白云，岁月变迁，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年来，它在古老的中国土地生根并一直主宰着中国的文艺思想，死板教条地统领着文、史、哲、经、法诸领域，而为了消灭一切“思想异端”，晴天撑遮，落雨收伞，乾坤倒转。在一场又一场的批判斗争以及各种政治权谋倾轧中，在反覆的颠狂、冲刷下，多少有着独立思考的中华英才被赶进了“枉死城”。背叛羞辱着忠贞，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甚至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由于缺失一种自由表达、权力制衡的民主机制，忽加诸膝，忽弃之渊，又有多少满腹韬讳经略的高人在漠视别人的人生悲剧中，展开了自己的悲剧人生，被翻烙饼般的折磨着，赍志而殁。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政治上越来越“左”，推出的国政方针也越来越缺乏科学的合理性。当年的大跃进，在“超英赶美”的狂热的集体意识的口号下，驱使人们发疯般地乱砍乱伐掉10多亿亩森林，糊里糊涂地大炼出几千万吨“废铁渣”。最终导致多少人吃粗糠挖草根，饿死村郊，平添了多少新坟。荒唐啊荒唐！连钱学森这样出色的科学家，为了表示自己“政治立场”紧跟领袖，竟然在1958年6月16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认为：粮食亩产至少可达4万斤。写出过《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好文，写出过《女神》这样反映“五四”时代精神名篇的郭沫若，1958年的诗作让人目瞪口呆：“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195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用大号套红标题报导了环江县创全国水稻丰产的最高纪录，亩产突破13万斤，9月18日《人民日报》竟也作为特大好消息加以报导。从京都到地方，史无前例的制假、造假，疯狂铸错！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谬论当时误导产生了多少错误行动？又害惨了全国多少老百姓！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披露，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从1958年至1962年的五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以上。
连刘少奇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在会议上公开提醒毛泽东：“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历史仿佛着意跟人开玩笑，也像是在着意揭露和显示人的表面掩盖下的灵魂的另一面。至于郭老兄在1966年6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闭幕会上写的诗句，难怪有人批评他肉麻得不要脸了：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急匆匆喜滋滋，诗性付之阙如。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感到无奈和悲哀的是在强权面前，诗人变成了给政治婆婆端茶递水烟的奴婢，变成了献媚卖笑的娼妓。这倒应验了郁达夫的一句名言：“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也或许，噤若寒蝉的政治环境中沉浸久了，蛮可怜的沫若先生看透了官场：一朝为官，众星捧月。仕途那么窄，想挤上去的人又实在太多。可知上台风光，下台踉跄。台上狗都撵不跑，台下风都吹得倒。是不是李宗吾（1879年—1943年）《厚黑学》中的话产生了灵验：“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郭沫若的歌功颂德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却没有保全家人的性命，他两个聪颖的儿子郭世英、郭民英因不满现实而屈死。相信他内心深处，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悲苦。空前的人文黑暗的年代，“四人帮”法西斯集团专制下的官场，升降沉浮中，充满了激烈的角逐和复杂的算计，要跻身其中和扶摇直上，只有不惜丢尽廉耻和人格。
冷烟和月，疏影横窗。蒙羞的中国文化史记录在案：郭沫若、周扬、吴晗、老舍、巴金、茅盾、冰心、曹禺、翦伯赞、钱伟长、冯友兰、王若望、王元化、秦少阳、丁玲等人都曾对胡风落井下石，都写出了措词激烈的批判文章，不管是当时生存环境下的违心之举，还是为了富贵荣华或苟且偷生，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了对胡风等人的迫害，成了党同伐异的打手。连鲁迅的未亡人许广平，在鲁迅最亲密的学生兼好友冯雪峰遭到冤屈时，为表“对党忠诚”，竟在批判大会上泼妇骂街样的声泪俱下地指着冯的脸怒斥：“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并对冯进行凶险的构陷：“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为什么当义人和良知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时，这个世道，少有雪中送炭的善行，多有落井下石的恶举？行行重行行，凄凄辛者冰霜灾，共和国的知识名流们怎么都会弄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串我们实在不愿看到的闪光耀彩的名字呀！这是一片我们实在难以接受的人性的荒凉！我们民族传统优异的价值观就是这样被颠覆的吗？我们民族的脊骨就是这样被一次次折损的吗？我们民族的精神天地就是这样萎缩的吗？思想奴隶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吗？我是欲哭无泪啊！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我并不认同手握大权专制到死的毛泽东先生这个含有封建皇权思想因素的观点：知识分子只是附着在统治阶级“皮上的毛”。我更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知识分子所作的界定，以及国际公认的知识分子的标准：
知识分子不但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标准，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必须是人类基本价值（诸如理性、良知、正义、平等、自由等等）的维护者，因而他们必须在一方面以这些基本价值为取向对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加以批判，另一方面还应当成为实现这些价值的推动力。
陆定一（1906年—1996年）临终前曾感慨：“我们的宣传部那许许多多年的工作，还不是整完了一个人再整一个人。”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滩头风夜寒，江流悲卷万重澜。”政治催眠下孽生出来的反智主义，听到了情绪共振的“集结号”，专权剑锋所指，宪法如敝屣，长城内外，举国上下，虎狼争斗，魔兽同啸，红浪滔滔，五洲震荡风雷激，到处是打着最革命的口号，用最漂亮的语言，干最坏的事，一些臂套“红卫兵”袖章的现代兵马俑，跃马挥鞭，卷地而起，随意毒打、批斗、残害正直的人。社会变态，人格变态，和尚骂佛，尼姑生仔，挖人祖坟，掘坟鞭尸，子女出卖了父母，学生毒打死老师，同胞枪杀着同胞，连偏远宁静的山区小镇都成了战火浮生的前线，杀机四伏，只见死神每天卖力地捕捉着新的牺牲者。有时，你即使不想作恶，环境也强迫你作恶。对正直的人来说，满地都是火烫的刀山。嗟夫！神山风雨，运数谁逃得？国家主席、元帅将军、文士学者、艺坛硕彦、年轻俊杰、种种被埋葬的精华，多少千古伤心文字狱！多少优秀的知识精英身陷囹圄、枕骸荒野！多少荒诞世界里的痛苦挣扎与自由性灵的亡命反抗！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看是偶然，实属必然，1957年反“右派”斗争运动中亢奋异常，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被誉为“左派干将”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一脉相承的精神结构及革命的比赛中，因其剧本《海瑞罢官》被误视为彭德怀翻案，“文革”一开始就被抛出来斗争。其子吴彰回忆：“爸爸带着手铐被押到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髮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吴晗的妻子被责令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365天下来，两腿瘫痪，很快被折磨身亡，死前最后一句话竟是：“妈妈就想…喝点稀粥。”如此下场，难怪有口莫辩、身遭天冤的吴晗死前忿忿不平地在狱中叫喊：“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书生累 也说吴晗》，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好一句“无法无天”之责天大问！那年头，骇人听闻权力争，翻天覆地打内战，功臣遭诛杀，红墙留血影，菜市走冤魂，夜半幽灵哭，白骨森森啊！大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沉重地告诫世人：“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1966年—1976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曾经导致6万人受冤受难的小说《刘志丹》，其作者李建彤女士在《反党小说〈刘志丹〉冤案实录》一书中憬悟：“我们这些人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千万不能说谎，一句谎话也不能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是别人的历史，也是自己的历史。不能往别人脸上抹黑，也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第121页）《礼记．曲礼》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我完全无意苛责那个时代挣扎求存的人，何况，动荡深处，“四人帮”封建极权专制的淫威下，人民对人性体制的不可遏止的渴望，从未泯灭！如当时青少年中流传的一首手抄诗《相信未来》中的信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后来确定该诗作者为郭路生，写成于1968年，并于2001年4月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我自己也是在愚钝、怯懦、无奈、觉醒、愤懑中一路颠蹎过来。我执着的用词是我清醒地认为：为警后人书痛史，我们需要的是记住历史而不是为了记住仇恨。唯其如此，我才对中国大地发问：“以史为鉴，直书当代断肠史，今日司马迁何在？”1978年5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社论揭露：“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部拿来对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我看过这样一份数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曾愤怒地痛陈：“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佔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这位历经政治风浪的中共开国元帅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还讲到：“……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对这样一个社会，不但需要革命——武器的批判，同时还要文化——批判的武器。批判的武器之一，就是欧洲启蒙主义创导的自由、民主、人权。”
据北京卫戍区“文革”中的监护日记记载，一代名帅，1959年起已成为当朝谪臣、毛泽东亲自判定：“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的“右派海瑞”彭德怀，在癌细胞扩散，大便出血，身体虚脱，全身疼痛难忍的状况下，如明代东厂锦衣卫般凶狠的“专案组”仍对他日夜提审，侮辱打骂，荒唐之极地逼他承认和已坠毁在蒙古温都尔的林彪政治上是同伙。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老元帅忍不住对门外的警卫战士令人心颤地大喊：“我实在忍受不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1967年7、8两个月，彭德怀被批判斗争一百余场。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一个阴冷潮湿、门窗紧闭、不见阳光的黑暗病房里悲惨地死去。尸体送去火化时，还不准用真实姓名，半个世纪金戈铁马的岁月，换来一个假名：王川。
而身为国家主席却被毛泽东与中共“九大”定为“大内奸”“大工贼”、已经被斗倒斗臭的刘少奇，1969年11日12日瘐毙在开封一间阴森的小屋子里时，瘦成皮包骨头，全身上下竟连完整的衣裤也不给穿，遗体只用一块沾满污迹的白床单包裹，作为“烈性传染病人”、名叫刘卫黄的无业汉，在15日就匆匆烧掉。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任何亲属在场。（吴志菲2008年4月《党史纵横》）事后，中共元老陈云也忍不住抱不平：“刘少奇同志是人不是鬼，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是啊，只要是人，就会犯错，有时甚至会错得一塌糊涂。
体悟心彻中华殇，忍看志士赴刑场。神州大地遭遇犁庭扫穴之灾时，真正的艺术家可以被毁灭但无法征服。书生铁血搏乱世，杰出的音乐家，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因公开表示对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的不同看法，被抓捕关入黑牢，他不愿苟全性命，面对审问，慷慨直言：“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乾纲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四天后，1968年4月27日，经张春桥亲自批准，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五花大绑塞住嘴巴在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后，即被用开花弹打碎脑袋的残忍方式处決。（见1968年4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及《中断的音符——陆洪恩之死》一书）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泣语）
我的耳边还震响着一位诗人为纪念“文革”中以思想获罪、也是因思想被割断喉管再遭枪杀的女烈士张志新而写下的诗歌：“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见《中华文史周刊》2005年第9期。）当年，当我读完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题为《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通讯和后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走向永生的足迹》、《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等报导，包括看了半官方、民间的来自关押张志新的辽宁盘锦监狱的一些调查资料后，对张志新在那样的年代，面对民族的疯狂，只声孤影，敢于坚持独立思考，忤逆龙颜，反对“文革”，并光明磊落地提出被神化了的毛泽东有“左倾”错误的勇气和见识，大为震惊和敬佩。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相信：仅仅是因为“思想”，思想者不但被残暴地结束生命，而且在结束生命前竟然被割断喉管！而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竟然发生在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热泪洗去尘埃，热血擦出真理，创痛在胸口，感应着真挚的心。——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对思想的卑鄙谋杀？……也因此引领我走出了现代迷信的锈壁黑墙，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良知、人道和真理，我决不会再迷信任何世俗的权力人物，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以及披上多么神圣的外衣！
我记录着1979年8月12日，白发苍苍的老诗人公刘到大洼刑场凭吊张志新时写下的一首名为《刑场》的诗：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像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我在1979年第2期的大型文学刊物《清明》上读到诗人韩瀚的悲愤咏吟：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我也因此开始真正懂得学贯中西的一代史学大师，后双目失明，1969年10月7日早晨死于凄风苦雨中的陈寅恪，在1929年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语的沉甸分量，也忘不掉他的悲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是为了走进寂寞的夜行者们的队伍，去迎接注定要出现的华夏晨曦。”而肉体被虐杀、燃魂在子夜的林昭女士的事迹，是那么的悲壮而决绝，这位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殉难的圣女，茕茕孑身，倾国绝色，碧血青衫，雪中狂飙，用被压成齑粉的身体，立起了巍峨的精神丰碑。
1968年4月29日深夜里的那一声枪响，是哪么的沉闷，是哪么的揪心。她经受了人世间最残酷的凌辱与磨难，匆匆走完了她太短促、太光辉的36年人生。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決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她是被秘密枪决的。四十年香消玉殒，四十年寻觅歌哭。司马迁讴歌殉道者的颂辞随心浪而至：“白蜺贯日，彗星袭月。”大美如玉。圣洁如玉。坚贞如玉。“孤寂撑持中超绝内视的生命升华”，在民族堕落的黑暗年代，是你拯救了民族的灵魂！
古今中外，但凡处决犯人，火刑未收过柴火费，电刑未收过电费，毒杀未收过毒药费或毒气费，斩首、绞刑也没听说过有刀具或绳索费，林昭被枪决后，执行当局竟向她的母亲强行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本质上更清楚的凸显出封建法西斯极权专制仇视人性人权、践踏人的尊严的狰狞面目！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北望灵岩，姑苏依稀。焚光映泪，是为心祭。我感受到了这位窃火擎火者的从容决绝和凄美悲壮。“纵班昭何以媲林昭济世才？！即窦娥焉能喻林昭亘古烈？！”
她说：“自由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受害人不自由时，迫害人同样不自由！”她为了追求所有人的自由平等义无反顾地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她写道：“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我想：该遗臭万年的早晚要遗臭万年，该流芳百世的也一定会流芳百世。
历史已经定格：日月暗淡，乾坤凄迷，无数英雄血染霜。这时的中国，似乎退回到伽利略的世纪，善良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生之幻象与死之迫近，“国家”，变成了一个残忍的饕餮怪物！
狡狐老死哀黄兔，路转京郊走苍旅。难怪连彭真也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的秘书俞梅荪文）
大地痉挛于血泪漫浸的噩梦中，人性的皲裂，一望无际。
荒凉大地承受着荒凉天空的雷霆，疏枝梦冷，断魂无语。
作恶者不但掐掉鲜花，还想消灭整个春天。
冰雹如盘，海浊河殇，最可惜一片江山，如此多“焦”，能消几番风雨。
在全世界面前，我们整个民族裸陈出我们的邪恶、膻腥、卑怯、虚伪和绝望下的扎挣，发出生劂煎熬般的剧痛！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神州岂止千里恶，赤县原藏万种邪。”（毛泽东诗词《七律．读报有感》1959年12月）
比儒家典籍还老的经典《尚书》中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马克思也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出版。）事实再次证明：专制，从本质上说是与人类文明为敌的。
卢梭說：“德行对罪恶生起满腔怒火。”但愿前驱者大写在天地之间的痛苦不再孤独！
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60年代被苏联作协定为“苏联作家叛徒”并开除会籍；1974年2月，又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俄罗斯国家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曾一再提醒自已的民族：“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
我们是否还存在着重新回到那个被谎言和暴力邪光追照的“左祸乱”时代的危险？警惕啊，苦难不应被轻易遗忘！
1970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在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提到：“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爱火。故土的生活给他提供了题材，也是他作品中的精神实质。在这些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
不知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在向这位继承了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精神、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远去之背影致敬时，有否想过，自己对祖国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有否表达过应有的关切？《圣经．旧约》里身处磨难与痛苦中的约伯认知：人必须要在历史中履行自己的命运。鲁迅也说过：“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而知识分子精英层的人格自私、精神懦弱与心胸狭隘，以及一窝蜂的去追求权力和利益，实在是整个民族的莫大悲哀！
不可否认，文化专制主义向来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某项政策失误后恶意之轻舞飞扬，实际上是依附在我们民族文化思想体系上的毒瘤向肌体的大反噬！我们民族必须正视这历史的耻辱与曾经的浩劫。（有个“文革”中大红的“革命作家”，不但没有忏悔之举，竟然公开表示反对把“文革”称为浩劫。求上帝开他的聪明孔，宽恕他并拯救他的灵魂。我对中国美术界有的人至今还充满奴性的一派胡言地吹捧造神纵势的衍行物、中国画坛丑耻伪艺术的典型代表作品《毛主席去安源》——这张画艺一般、曾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被“四人帮”利用在舆论上攻击政治对手刘少奇的“革命宣传画”，实在大不以为然。）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哲学》中道明：“任何历史都不会在无意间真正结束。”尽管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沉默，一代人忘却，但这是任何人无法掩饰、无可移易的，历史的扉页不容隐匿，千年的岁月难以风化。任何理由的阴鸷开脱，只能使罪恶加倍升值，洗刷万遍罪不泯，最终难逃天下相绳！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如果只有落魄掩饰和卑贱犬儒，在浓酽的精神苍凉中，还能勇敢的走向未来吗？我想，真正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安宁是建立在人性真实美好的基础之上，如古籍《尚书．尧典》所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作为哲学家的恩格斯也曾深刻地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他还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人生如逆旅，终要去往光明的所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的新一代与又一新生代的人，必将在新的时空里继续着前辈进步的使命，尘积迟钝，讳莫如深，锯箭疗伤，鸵鸟心态要不得！非莫非于饰非，今天，为了我们的民族不再犯那样的错误，为了那种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一切本性的悲剧在我们中国不再以任何形式再一次发生，为了长治久安，每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不是需要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立场来冷冷静静、老老实实、理理性性地反省一下，我们文化思想中究竟有没有掺和了一些封建文化的东西？受到了苏俄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影响？
据俄联邦政府正式公布，斯大林实行的肃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约占苏共党员的一半被“大清洗”，送入劳改营，有30—40万人被处决。出席苏共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害。苏共十一大选举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苏联红军有3．5万名军官被清洗，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3人被处决；15名集团司令中，有13名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85名军长中，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
为什么这类中世纪的黑暗恐怖会在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残酷逼害内部对象的政治灾难又都由两国两党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为什么连一起出生入死、并肩走过风火岁月的人都怨毒充溢，反目成仇，夺命内耗，难免一死？有“战神”之称，从东北率军一路打到海南岛的林彪，功成身殒，连同妻儿葬身沙丘，一种吃人且自噬的邪恶的封建专制的政治文化，才会使“韩信式故事”在20世纪重演！（中共党章规定的副统帅、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之死也将八亿国人从毛崇拜中震醒，“9．13”事件也使毛泽东的神话开始破产，敲响了“文革”丧钟。）毛泽东晚年虽然全力维护“文革”，可他人一死，老婆姪親親信一窝人就被抓进大牢，祸国殃民的“文革”也被彻底否定。伴随他南征北战的“第一夫人”江青最终也落得上吊自杀的下场！这些，究竟是他们个人的灾难还是共和国的政治悲剧？或是毛泽东自身的悲哀？也更是毛泽东时代给予我们最沉痛的教训！
人血毕竟不是水，人头毕竟不是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天大的谎言掩盖不了貌似高尚的理论背后的荒谬和血腥。孟子曾痛心疾首地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全心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口口声声要举孔孟扬儒学的官场知识分子们难道真的群体性地陷入了思想迷途？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之后，我们难道不能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骨鲠直言、谔谔以昌，提醒大家省悟、超越一些什么：国家的指导思想中究竟是不是也累积了一些错误教条？产生了一些弊端？异化出一些恶行？到底误入了什么样的歧途？甚至形成了某种专制独裁的思想毒素？不但无助于振兴中华文化反而害人害己苦果自吞？需要我们以新世纪发展的眼光和新的思想观念去作新的认识呢？从而使中华民族在开放改革中迈出更大、更矫健的步伐！
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人性回归的现代化，必然是一个灵魂、情感和心智都不健全的现代化。没有能力审视过去，就难以避免会不断地重复过去！
我希望知识思想界、政经界、文化艺术界有更多的人能去反思出现“文革”的历史纵深的根源，去彻底破解这个一度箍住中华民族灵魂的魔咒！
“三起三落”的邓小平，虽然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有他们那一代生死残酷拼杀出来的人的行为方式。但作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毕竟是他们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的大门，在社会转型中减少了付出成本。这位矮个子的强人，曾是那么清醒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61页。）
“一生行尽人间荒烟蛮瘴，赢得无数忧患苦相缠”的开明政治家、早在1976年10月12日就提出著名“隆中三策”应对中国危局的胡耀邦坦率地道明：“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连手抓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后，叶派他的儿子去联络胡耀邦，征求胡对治理国家的建议。胡认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提出“隆中三策”：“一是停止批邓；二是平反冤案；三是狠抓生产。”被华、叶派纳。此举也为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决策定向。）
欧洲启蒙运动的口号是：Sapere 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今天，我们提倡第三次解放思想，首先要如《国际歌》所明示：“让思想冲破牢笼！”否则，又多的是老于世故的清谈，或在“物欲释放”的改革中辛苦来回奔波而已。
兴叹岂无凭？古代有“战略之父”之称的鬼谷子在《七十二变破三十六计》书中曰：“缀去者，谓缀己之係言。使有余思也。”这位阴谋阳谋兵谋奇谋之说、纵横捭阖之术的祖师爷最终也诫谕：贤达之士，即使离开了人世，人们也能深情地怀念着他们。与之相反，有些人的眼光全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上，只知谋权夺利，只知任意妄为，用胜过猛兽的凶猛残杀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弱者，即使得到了一时的胜利和满足，却必定留下千百年的骂名。
际会风云终无悔，不卧青山亦安然。一时成败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社会发展进程的某个拐点，国运民脉的文本上，也大写着伟大的改革家们的历史宿命，典重苍凉，浑凝疏朗，其音影身形随跌宕的情节演绎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转型轨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正史奇荒唐，真迹有人藏，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来看，德之盛者、仁至义者，择善固执，仰俯无愧天地，方可流芳。一院奇花香自在，大节惊世送君行，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万民有口皆称颂，千古无碑世代传。
茫茫百感，人生寄慨，笑呵呵，看天下公道自在人心！
耶稣基督早就向我们昭示过人的得救之路：一个人只有经过魔鬼的试炼，旷野中的孤独，灵魂的痛苦，背负十字架，面对死亡，然后才会走向复活。个人的生命如此，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论语》言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指的就是“仁”，就是“本心”。孟子在回答梁惠王请教何为政时，说了一句德厚流光的话：“仁者无敌！”而嵇康在《太师箴》中也曾写过四句话：“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人。”先贤们的反覆告诫，值得今人深深警觉：一种基于仇恨与宣洩的主义如果凌驾於人们的头脑，十分容易将人性导向黑暗与罪恶的渊薮。无论我们生存的社会里各种政治、文化、艺术表达的形式如何，有一个道理不能被欺蒙：一个失去仁心，崇尚暴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啊，当制度的、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的思索或行止即便有异也不暴力相残时，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得到全人类尊敬的伟大民族！！
仁爱永远比仇恨更有力量，仁义兴国，仁慈富家，仁道修身，仁爱应当成为一种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我们还要以人性的名义，去倡导华夏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共存。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人问得好：在我们自己国家内部“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要诉诸流血呢？”20世纪是我们袓国失去和谐的世纪，残酷互斗、饱蘸心酸、制造出太多悲剧和罪孽的世纪，我相信这样的一句切中肯綮的名言“任何暴力的胜利最终仍要回到暴力上来。”以微薄之躯教化一代风俗，坚持非暴力运动的圣雄．甘地这样表述他选择非暴力的缘由：“我反对使用暴力，因为暴力看似有益，但益处很短暂，留下的恶果却很持久。”他又说：“只能通过非暴力来摆脱暴力，通过爱来克服恨。我相信这句话是不朽的真理：由剑得到的亦将因剑失去。”索尔仁尼琴更认定：“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
我有一个天真美好的梦，为了这个梦，我愿用自己的一生向上天祈祷：我们的民族流的血太多太多了，转头回眸，多多少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兵燹祸乱中，黑牢酷刑下，付出了他们的热血、良知、真诚和青春；多少灿烂如繁花般的年轻生命在迅雷骤雨中突然消失，多少梦想与激情伴随着理想幻灭。长空洒泪、义薄云天、英魂离恨、冤鬼呼嗥的事例，随手拈来，斑斑可考。千丈豪情的蛮横只会引发出万丈豪情的蛮横，一群同胞对另一群同胞的轮回伤害何时能够停止？我多么希望从今以后，同胞们不再需要用“抛头颅洒热血”、不再动辄赶尽杀绝这样的你死我活的暴力行动去推进我们社会的良性变革和进步；不再重演“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72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我是那么深切地深深期待着！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当代法理学权威伯尔曼教授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人道和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块基石。法治就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党派、社会团体和个人均须服从法律。而“和谐社会”必须以“崇尚正义”和“厉行法治”为最根本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引用战国思想家韩非子《显学》之言警世：“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一个社会如果无法以公平正义的宪政法则和善意明智的理性来化解矛盾，必将国脉悸动，世风陡变，草泽陋巷间充溢出怨毒杀气，如冤魂厉鬼复仇，其恐惧性的恶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荀子．王制》明论：“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就是说，建立理想和道德规范才能长治久安，政治清明才能民富国强，收取民心才能和谐社会，搜刮聚敛民财迟早会败亡。《易经．夬卦》上六爻说：“无号，终有凶。”意指任何强势作为者，如果失去民心和道义的支持，终局是不会好的。“莫道人间无正义，正义就在民心中。”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我们有理由从本质上认识到，如果没有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维护，没有对普世众生的切实责任，建立国家政府也就失去了意义。“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之说，是一种落后、狭隘、野蛮、专制、暴力、反人性的逻辑思维。一个21世纪的现代文明国家，人就是国家的主体，而不是没有生命个性自由的一个符号，一串数字，一颗螺丝钉，不是国家随意拨弄的工具，国家强盛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安乐，权力不能傲慢，体制不要嚣张，执政者有责任去善待每一个生命，应当把人摆在国家服务对象的最中心的位置。个人自由，国家才自由，个人没有恐惧，国家才没有恐惧，个人平安，国家才平安，个人有保障，国家才有保障，个人得到重视，国家才会得到别国的重视。希望并奉劝体制内的人能坚守开明政权法治中国和人类良知的底线。在新的世纪里，不同价值标准的同胞们之间，能否以全民族、大历史的眼光，坚决地丢弃历史中崇尚暴力血腥的坏习惯，彼此渗透智能，催生出一种深刻地植根于人性和生命本源的和解性的力量，走出恶性替代规则，使人与制度能进入一个更完善的良性循环，寻求出一种和平共存的理性方式？司马光说得甚是有理：“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混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今恶死亡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我们必须把那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死多少万人，保多少年平安”、“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的封建皇权政治的野蛮暴力思维坚决地死锁在金钢瓶里，并埋入万丈地底；我们要把一切暴力的蛮横意识从心中永远地驱逐出去。不然，我们在文化、在人类价值观上，如何去参与新世纪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怎么可能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无远弗届的文化力量？我也经常提醒自己，尽管有时善会被恶所超越，某一时段内，那些历史中的罪人和压迫者，甚至还会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和伟人而纪念，尽管常常面对更多的不公正，但慈善是人性中最为宝贵的生命之光。道之不行，终归如乘桴浮于海。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用人性的角度来思考人类对同类的凶残格杀，要坚定地做人类和平的倡导者，要遵奉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中的“仁”，而那种沾污民族灵魂的格式化的暴力美学，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的疏离与反动！否则，如孔子所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佛陀慈度众生：“三界之中，六道轮回。修了善业，生于天上和人间；作了恶业，便下堕地狱、鬼、畜的三恶道中受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唯识法相，般若性空。”老子也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