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十月，又是诺贝尔奖的颁奖季节。最近，我重看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谈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非常有感触。
      当年，瑞典学者赫定来华考察，与刘半农商议，拟提议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请台静农给鲁迅写信，希望了解他本人的意向。鲁迅回答说：“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鲁迅的“不愿意”，没有丝毫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贬意或鄙视，而是纯粹从自身和现实出发的真实看法。
      鲁迅说自己的“不配”诺贝尔，这样的诚实在今天的中国已不会再有了。鲁迅列出几个婉拒的理由，至今依然非常有针对性。他认为，一是怕“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二是“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今后能否再有作品问世还是未知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三怕“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先生的结论是“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对照鲁迅的诚实，今人没有这种自知之明和清醒认识。不唯诺贝尔奖而已，现在是各类奖项年年评、月月评，多如牛毛。许多人搞创作，比如写小说，比如拍电影，不是为了表达情绪和思想，也不是为了满足读者和观众，纯粹是冲着国际评奖而去——就像考TOFEL，需要的是揣摩题义和应试技巧。侥幸摘得桂冠，足以披金戴银；勉强混个入围，也有炒作的本钱。其实，鲁迅指出的三点“恐怕”──获奖会诱发民族虚荣心，一夜成名易导致一本书主义，个人最终恐被时代和主流收编──都在现实中真实地发生着。但今人为名而活，为利而战，比照先生甘于“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的想法，早已不可同年而语了。
      为名利而战，出名趁早，攫利要快，这是当下的时代共识。官员搞政绩工程背后是利益输送，知识人不惜靠假学术来混取学位职称；一个国际大奖可以使人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奥运冠军就值成百上千万，让你淹死在鲜花和美酒中。“网络时代”的别称是“作秀时代”。为了自我炒作、吸引眼球，可以买椟还珠，变废为宝。所谓反腐败，所谓学术打假，浑然阻碍不了溃败的社会洪流，其本身也不妨聪明地转化为时代秀场的一部分。领导层苦心孤诣地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却被名正言顺地利用为阻止民间上访、限制媒体披露社会黑暗的理由。
      时代进步了，社会的游戏规则变了，价值系统换了──是福是祸，幸焉不幸，莫衷一是。司空见惯的现实是，中国的知识界已经顺势集体转向，再也没有“用肩膀扛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光明的天地去”的勇气和实力了。卡尔．波普尔曾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犀利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好大喜功、热衷于构筑宏大叙事和博大体系的弊端。波普尔指责那是“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任的时代”的开始。这个过程在今天看起来是那样的熟悉：起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相比于鲁迅的时代，当今社会开放许多，但同时也遭遇了巨大的“敌人”。所谓“敌人”，不再是外来压力或内在专制，而表现为更广泛的源于个人内心的“不诚实”和“不负责任”。中国的知识界已经不屑于道义上的勇气，也不惮于知识上的不诚实——网络时代更为道义上的自我放逐和知识上的弄虚作假提供了空前便利。笼罩当今时代的魔法和隐语，就是争名逐利，能够摆脱和幸免者少之又少。
      鲁迅式的坦率和诚实，不畏权力、不趋名利的做法，如今已是稀有之物。中国文学的创作水平，未必比鲁迅当年离诺贝尔文学奖更近，但知识界与社会同流合污的结果是未达目标之前先学会鄙视、解除敬畏，其实也就彻底丧失了目标。